行书的起源问题,无权威的定论。历史上有归结为某个人创造之说,实际上未必是个人所能为的。只要根据已发现的实物和文献,用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加以考察,就不难得出较为可信的科学结论。最初的行书,大约出现在西汉晚期和东汉初期,当时不仅已出现行书,且已有行书家。“行书”之名始见于西晋卫恒《四体书势》中“隶势”一节。文曰:“魏有钟(繇)、胡(昭)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刘德昇。”又有南朝羊欣《古来能书人名录》一文云,钟繇有三体“三曰行押书,相闻者也。”所谓“相闻者也”,是写信札的书体。又说卫(西晋人)“采张芝法,以卫凯法参之,更为草稿,相闻书也。”钟繇、胡昭都是东汉末年三国魏时人,都善行书法,以刘德昇为宗,可惜他们两人都无行书作品传世。刘德昇其人,据唐代张怀瓘《书断》记载云:“德昇桓灵之时,以造行书擅名、虽以草创,亦丰赡妍美,风流婉约,独步当时。”又说:“行书者,刘德昇所作也,即正书之小伪,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谓之行书。”刘德昇,约生活在公元147—189年前后,汉桓帝、灵帝期间,当时不仅已有行书,且有刘德昇这样为后代所宗的行书家,他的行书作品已达到“丰赡妍美,风流婉约”的高度。这已经不是一般实用意义上的初期行书,已具有较高艺术品位的行书。但张怀瓘说行书是刘德昇创造的观点,则不一定很科学。最早的行书,应是在实用中出现,是从民间开始的一种写法,如西汉末和东汉初的《居延汉简》中,那种既不是一笔一画写成的隶书,又不是章草书的书体,结体、写法的简便和点画的连带,已具有行书的特点。当书家和民间一道采用这种写法以后,经过他们的研究,提炼加工,行书这种书体就日渐成熟并艺术化了。这当然需要一定时日,大约经过一二百年。最初的阶段,这种书体并未完全确定下来,或称行书,或称稿书,或称行押书,或称相闻书,这些都是这种书体在不同场合实用而得的名词,或用在文件、文献的起草,或用在信札的书写上。当时还处在隶、楷、草体过渡期间,所以这种书体都夹杂着它们的笔意。或残留有隶书的结构,或者有初期的楷意,或者草法多一些。这就说明,早期行书体是从实用产生的,是为了实用当中简便、省时省力出现的一种写法。
所以,早期出现的行书,并不像后来成熟时期的行书那样。西汉末到东汉期间,正是隶体向楷、草、行书过渡阶段,所以行书结体也带有这种特点。如东汉建武三十一年(公元55年)、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简,永和二年简(公元137年)(图41),晋人书《李柏帖》。这些作品可说都是民间的初期行书实物,在这基础上,才能出现东晋以后王羲之等一代成熟的行书作品。
初期这种行书,结体和笔法带有过渡体的意味,风格上稚拙,而在写法上带有简便结体和章草连带的运笔,已具有行书的特点。但是说行书是在楷书基础上演变来的,这种说法可能不很贴切。从行书发展来说,楷、行书是同时从隶体蜕变出来的不同写法,在发展过程的初期即相互影响,而行书成熟却比楷书快,草书章草变为今草也比楷书快。从章草到今草大约到汉末、三国、西晋就已经成熟了,才有东晋以后高度成熟而艺术化了的行草书产生。那么,这种现象是怎样产生的呢?在隶书向楷书过渡中,虽然楷书比隶书写起来方便,去掉了波捺笔,没有了蚕头燕尾,但仍然要一笔一画地写;而行草书写起来随意,减画连笔,又有艺术气质,省力省时,不论民间的实用需要或书法家的艺术创作都喜爱书写,所以行草书比楷书发展得快、成熟得早就不难理解了。据书论文献记载,王献之曾向其父王羲之建议说:“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稿行之间,于法往殊,大人宜改体。”(张怀瓘《书议》)也就是说,章草此体不尽逸意,不如运用简便结构的道理,吸取今草书放纵的写法,创造一种行草之间的书体。这种书体实际上就是行草书,可见行书更带草体的书体自东晋以后才进一步得到发展。这种书体更加流便飘逸,进一步摆脱了隶书、章草的影响,成为一种前无古法的新行草书,使东晋书法出现了高峰,成为后人学习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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