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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在山水间

0 2022-12-25 09:37:50

摘要:  “群星璀璨时:四王吴恽与四僧书画特展”在上海龙美术馆举行,展出了清初“十大家”——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吴历、恽寿平、八大山人、

“群星璀璨时:四王吴恽与四僧书画特展”在上海龙美术馆举行,展出了清初“十大家”——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吴历、恽寿平、八大山人、石涛、弘仁、髡残的33件(组)精品力作,其中近半数作品是首次向公众展出。

“四王吴恽”与“四僧”好比明末清初的两大艺术“天团”,前者正统、后者野逸,各有千秋。十位画家在时代洪流中做出了各自不同的人生与艺术选择,汇聚成中国绘画史上一个群星璀璨的黄金时代。

“清六家”的朋友圈

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合称“四王”,再加上吴历、恽寿平二人,在画坛被称为“四王吴恽”或“清六家”。他们并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画派,但都深受晚明画坛宗师董其昌“南北宗”论的影响,以董源、巨然、“元四家”为效仿对象。在清代,这六位画家被尊为画坛“正统派”。

王时敏是“四王”之首,他自幼随董其昌学画,后来又潜心学习元代画家黄公望,并将诸家画法与个人面貌融于一体。王鉴虽比王时敏小六岁,但运笔用墨毫不逊色,摹古功力甚至略胜一筹。王翚的技法非常全面,有“画圣”之称。王原祁的笔墨组合具有极高的形式美和抒情性。“四王”共同继承和发展了董其昌的绘画理念,将具有抽象化程式的文人山水画推向一个高峰。

吴历的人生经历有些特殊,他做过司铎(神父),其绘画是清初摹古之风与西洋之风交汇的产物,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例证。恽寿平擅长画山水与花鸟,他的山水画浸润宋元诸家,追求平淡超逸的审美意趣。恽寿平的花鸟画对后世影响很大,是“常州画派”的开创者,许多花鸟画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他的影响。

这六位画家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他们构成了明末清初画坛最重要的“朋友圈”。王时敏是王鉴的叔叔,叔侄二人共同培养了王翚、吴历。王翚20岁时在王鉴的引见下,拜王时敏为师,此时的王时敏已是花甲之年,两人的师徒情成为画坛的一段佳话,在王时敏的点化与提携下,王翚名震南北,成为一代“画圣”。王原祁是王时敏的孙子,他早年跟随祖父学画,山水画风一脉相承,年轻时就成为御用画家。吴历与王翚同为常熟人,两人既同龄,也是同学。恽寿平与王翚是至交,一起开创了明末清初画坛的新格局。

学古人是为了打开自己

“四王吴恽”对中国山水画的影响三百年来延绵不绝,是后世许多山水大家艺术道路的起点。在“四王”之后,画史上又诞生过“小四王”“后四王”。作为明末清初形成的中国绘画史上最大的流派,他们为何会对后世产生巨大的影响?

首先,在理论观念上,董其昌通过“南北宗”论对中国山水画的历史流派进行了梳理,回答了长久以来似是而非的问题——文人画究竟是什么。董其昌认为,文人画的功用不是人伦教化,而是心性修养。他提倡以“南宗”为本,汲取“北宗”技法,打通长久以来南宗与北宗分门独立的格局。中国艺术,尤其是文人参与其中的艺术样式,往往是观念先行的,也就是认识在先,实践随后。“四王吴恽”的艺术实践将董其昌的审美理想付诸现实。

其次,“四王吴恽”虽然崇尚摹古,将宋元笔法视为最高绘画准则,但他们并没有完全拘泥于董其昌的山水图式中,而是秉承了董其昌“集其大成,自出机杼”的原则,也就是说,学古人最终是为了打开自己。尽管“四王吴恽”总体上属于同一流派,但他们的艺术各具特色。以王原祁为例,曾有欧美学者将他比作“中国的塞尚”,他所关注的不是绘画对象的形似问题,而是致力于抽象问题,是在新空间内建立新构造,以知性重塑外在世界。近代鉴藏大家王季迁也说过,王原祁是其十分钟爱的画家之一,原因便在于他超强的笔墨创造功力。

在中国绘画史上,没有哪个流派像“四王”这样受到过两极分化的评价。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号召:“若想把中国画改良,首先要革王画的命。”徐悲鸿说:“董其昌为八股山水之代表,其断送中国绘画三百年来无人知之。”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四王”被视为文人画的终结者,遭到许多人的摒弃。但事实上,“四王”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真正退去。吴昌硕曾说“我愿学者宗四王”“譬如饮者对醇酒”。齐白石、黄宾虹、吴湖帆、陆俨少等一代个性鲜明、风格独特的大家都深受“四王”一脉的影响。对后世的画家来说,从“四王”入手,可以习得山水画的程式,并在历史经典的涵泳中完成自出机杼的升华。

天地为师,自抒胸臆

弘仁、髡残、八大山人、石涛被合称为“四僧”,也称“野逸派”。相对于正统派的“四王吴恽”,“四僧”的绘画显得标新立异。从他们四人的法名或别号来看,其个性就可见一斑。

弘仁原名江韬,明亡后曾参与抗清队伍,失败后他遁迹名山,削发为僧。他一生喜爱文学与绘画,尤其推崇元代画家倪瓒的作品,他引入几何式构图,丰富了传统的构图图式,是“新安画派”领袖。弘仁擅长画山水,兼写梅竹,工诗文,有诗书画“三绝”之誉,人称其诗画得清灵之气,绘画成就为“四僧”之首,对后世影响最大。

髡残在明亡之前就已出家,他作画构图繁密,气势跌宕,笔墨中有一种不可遏止的生命力。在“四僧”中,髡残传世的作品是最少的,据统计,国内各大博物馆所藏总量为66件(套),最多的是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髡残的绘画在清代的影响较为有限,随着中国画改良运动的兴起,“四僧”的艺术成就被重新认识,此后出现了一批深受髡残影响的画家,比如黄宾虹、黄君璧、张大千、钱松喦、黄秋园等。

八大山人是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的第九世孙,他将故国之情和孤寂之心融入作品,创造了特立独行的大写意画。他善于借物抒情,常常用象征手法将对象人格化并以此来表达隐晦的寓意,比如他笔下的鱼、鸭、八哥、鹌鹑等常常白眼朝天,给人一种冷漠和孤傲之感。

石涛是靖江王朱亨嘉之子,他主张“笔墨当随时代”,画山水者应“脱胎于山川”“搜尽奇峰打草稿”,进而“法自我立”。他笔下的山水、兰竹、花果、人物笔墨恣肆,构图饱满,意境新奇,一反当时的仿古之风。他的大胆创新深深影响了后人,“扬州八怪”、吴昌硕、齐白石、张大千、潘天寿、傅抱石、陆俨少等名家都受其遗泽。

承上启下的里程碑式人物

“四王吴恽”或是亲戚或是师生,关系十分紧密,而“四僧”之间的关系就松散得多。石涛和八大山人都是明朝皇室后裔,人生经历跌宕起伏。他们相互仰慕,情深谊长,却只是文字往来,终身素未谋面。

与“四王”在历史上曾受到两极分化的评价相比,“四僧”的绘画独辟蹊径,不受古人约束,历来被视为明清士大夫绘画的典型代表,鲜少处于争议的漩涡。“四王吴恽”和“四僧”都经历了明清的朝代更迭,在时代的洪流中做出了不同的人生选择,从而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命运。尽管他们在绘画理念上有所不同,前者提倡摹古,得到当时朝廷的认可,后者反对仿古,打破成规,但是他们在艺术源流上都共同遵循着文人画的传统。

本次展览的策展人谢晓冬认为,在明末清初那个变动的时代,画坛不仅未因明清易代而断裂,反而在顺治、康熙年间大放异彩,名家迭出。其中最重要的是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吴历、恽寿平、八大山人、石涛、弘仁、髡残等十位大画家,他们的影响贯穿有清一代以及整个20世纪,甚至在当下视觉艺术全球化的背景下,依然是中国当代艺术家群体汲取灵感进行艺术创造的重要传统来源。20世纪是“抽象的世纪”,但中国的视觉艺术自诞生之日起,就拥有抽象的基因,并在历史长河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各类实践,“四王吴恽”和“四僧”正是中国绘画史上承上启下的里程碑式人物。

(来源:解放日报 2022年12月23日 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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