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镗 草书节临急就章轴 一九三三年

对章草刻帖因屡次翻摹而失笔意的弊端，沈曾植坚持《月仪帖》等帖与汉碑相通的观点，提出了从汉碑寻其沿革的解决办法，将对章草刻帖的取法与对汉魏碑刻的取法结合起来，认为“《夏承》《华山》，下逮《孔羡》《王基》，皆绍中郎分势，刻意波发者。《月仪》屡摹，笔道湮绝，当就上数碑寻其沿革。”[6]

沈曾植细分《急就章》《月仪帖》的不同，以古隶章草、八分章草别之，认为《急就章》是古隶章草，《月仪帖》是八分章草，右军父子则是今隶今草。《急就》止右波，《月仪》左方起收处皆有作意。[7]他还敏锐地认识到，唐人八分与汉人八分之别在章草的书写中所表现出来的差异，判断松江本《急就章》为唐人所临，并指出唐人八分是祖述锺、蔡的，若由唐人八分上溯索靖章草，或能窥见索靖之奥。他在跋《明拓急就章》时说：

细玩此书，笔势全注波发，而波发纯是八分笔势，但是唐人八分，非汉人八分耳。然据此可知必为唐人所摹，非宋后所能仿佛也。唐人八分，祖述锺、蔡，据以上溯征西，虎贲中郎之似，或一遇之。[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