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尺牍中的复书与别纸 作品欣赏

[清代]費丹旭《東坡居士像》，絹本設色，138×34cm。

私人藏品。

古时书信，可分为仅用一纸的单书与兼用多纸的复书两大类。在苏轼的传世尺牍中，复书占据着相当可观的比例，这些复书大多未能保留其连贯、完整的本来面目，而是各纸自成一首，呈现出分散、混乱的特征。利用“某又启”一类标志语以及寒暄问候之语的使用规律，可以有效地鉴别出复书中第一纸以外的别纸。以此为基础，将别纸与作于同时或文义相贯通的第一纸相联系，即可恢复苏轼尺牍中复书的原貌。此外，苏轼尺牍的不同版本间存在大量的分合歧异，这些分合歧异也需要从复书角度加以解释。

古人作书，有单书复书之别。单书仅用一张信纸书写，复书则用数张信纸。卢藏用《仪例》云：“古今书仪皆有单复两体，但书疏之意本以代词，苟能宣心，〔不〕在单复，既能叙致周备〔仪〕，首未〔末？〕合宜，何必一封之中都为数纸。”①“纸。一封之中都为数纸”是对复书形式的简明概括。复书的起源可以上溯至汉魏时期，《后汉书·窦融列传》李贤注引马融《与窦伯向书》云：“孟陵奴来，赐书，见手迹欢喜何量，见于面也。书虽两纸，纸八行，行七字。”②显然，孟陵奴送到的两纸之书正是一通典型的复书。《三国志·吴主传》裴松之注引《吴历》云：“权为笺与曹公，说：‘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别纸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③其中的“别纸”是一个与复书相伴生的概念，意指复书中第一纸以外的其他信纸，由此可知，孙权寄与曹操的书信同样采用了复书的形式。

作为一种具有广泛影响的书信形式，复书近年来颇受学界关注，然而，现有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晋、唐两代④，至于宋人书信中的复书则尚未得到充分的重视。本文拟将宋人尺牍的代表——苏轼尺牍纳入复书研究的视阈之中，综合参考多方面的依据，对苏轼尺牍中的别纸加以鉴定，进而还原复书的原始形态，并在此基础之上探讨苏轼尺牍在不同版本间的分合歧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