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衡恪 草书节录书述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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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与帖：跳出碑帖之别的窠臼

《广艺舟双楫》中有《行草篇》，康有为对行草书的取法也提出建议，不过这些建议并没有体现出他所推重的汉魏碑刻的影响，而是仍然延续传统的所谓帖学一路的取法途径，其中虽有“若欲复古，当写章草”一类的说法，但显得比较敷衍，可以看出其时康有为对行草书并没有系统的思考。

不过，若跳出碑、帖的窠臼，站在“本汉”的立场，则所谓碑派、帖派、碑帖之别的争议均可超越，甚至对碑帖融合的话题也会有新的理解和诠释。康有为是站在推重北朝石刻的立场，为北朝石刻溯源而推重汉，会倾向于突出比较碑帖的优劣。沈曾植则是直接以汉代视角去剖析书学传承、笔法传承的线索，碑帖之别只是其中衍生出来的小话题。

对章草的考察，也需要跳出碑帖之争的窠臼。碑学、帖学的观念以及碑帖之争，多是后人在自己视角、立场上的概括与总结。这种概括与总结，并不一定能反映出其时书写者真实的书法观念及实践状况，其时人也不一定有非常明确的碑帖之别、碑帖之争、碑帖融合的观念与意识，更多的是后人依据其时人的作品和部分话语，以己之理解而作的总结。当然，这种总结是后来研究者的观点，从一家之言的立场这样理解，也有其成立的基础，也是可以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