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书作为文字通用于世，篆书源流简述

　　篆书作为文字通用于世，是在秦以前。从汉代起，文字已由篆书演变为隶书。隶书是一种被简化了的文字，称今体字。秦以前的文字统称为古文字，也叫篆书。

　　篆书，按其发展可分为甲骨文、金文(钟鼎文)、小篆(秦篆)。

　　甲骨文是我们迄今为止见到最早成为体系的可识性文字。甲骨文的使用是在殷商时代(约公元前16—前11世纪)，文字均是契刻在龟甲、兽骨上的，因此名为“甲骨文”。甲骨文主要出土于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现已出土10万多片，是盘庚迁殷之后至商代灭亡前273年间的王室档案材料。契刻者是当时地位极高的贞人。文字内容基本为占卜的记录。甲骨文的创造虽出于实用，然而已具有很高的艺术审美价值。如线条劲挺而富于变化，起刀轻入，行刀迅猛，中段粗壮，收刀轻徐，表现了提按顿挫的节奏感。转折处方圆兼备，方者劲峭，以雄强取胜;圆者柔润，稳健凝炼，无不显示出刀刻语言的个性和情趣。结构欹侧开合，以长方为主，笔画繁者字形大，简者小，一任自然，毫无人为的修饰之气。章法大小错落，方圆各异，竖有行，横无列，随意契刻，天真烂漫，妙趣横生，充满了殷商的时代特征(见图8—1)。

　　甲骨文的出土时间，在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由于出土较晚，考释的时间就更迟，故在明清流派印中未曾有以甲骨文入印的式样。现代篆刻家以甲骨文作为创作素材，给篆刻艺术增添了一种新的表现形式。

　　西周随着礼乐制度的发展，青铜器制造的兴盛，在青铜器物上铸刻铭文也大为发展。古代称铜为“金”，故在青铜器上铸造的文字被称作“金文”。金文的体式较甲骨文更具规模和体系。

　　殷商时代，虽然毛笔已发明，在出土的甲骨上有书丹后未刻的毛笔书写痕迹，但文字特征还是刀刻体的形式。金文是在泥范上先书后刻，已能相当程度地体现书写的笔墨情趣。在艺术上，金文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金文，体势瑰异奇古，雄峻恣肆，笔画厚重，结构方正谨严，字形大小随意，章法错落自然，《大盂鼎》、《令彝》为此时期的代表作(见图8—2)。

　　中期的金文，体势柔和，趋于工整，笔画粗细相间，且圆润均匀，刚柔相济，如《静簋》、《墙盘》、《卫盉》等，是这一时期的精品，也是初学金文的较好范本(见图8—3)。

　　晚期金文更加多姿多彩，线条均匀柔和，如《毛公鼎》体势纵长，用笔温和，线条轻重有序;《虢季子白盘》行款整齐，遒丽多姿;《颂鼎》华丽高贵，布局疏密相间，用笔圆润流畅;《散氏盘》笔势豪放，行气沉稳浑厚，结体扁圆而呈斜势。这些都体现了金文艺术成熟的高峰，受到了历代书家的青睐(见图8—4)。

　　春秋战国时期的金文，基本上延续了西周的体式。由于诸侯各霸一方，铭文的风格也是琳琅满目，各具特色。战国《石鼓文》的出现，开了秦篆之先河。《石鼓文》字体是大篆(金文)向小篆过渡的一种新体式，是我国流传至今最早、最具艺术价值的石刻作品。文字刻在十个鼓形的石上，每一石鼓周围刻有一首四言诗，诗中记述了秦王游猎的情况，约700字，唐初在陕西凤翔三原被发现。由于千年辗转，久经磨难，其中一鼓的文字已无存，其余文字也已模糊漫漶。原石现存故宫博物院，仅存 200多字。《石鼓文》书体属大篆末流，风格古朴纯厚，端庄雅重，圆劲挺拔;结体略趋方正;章法潇洒，气韵淳厚。唐张怀评曰：“体象卓然，殊今异古。落落珠玉，飘飘缨组。仓颉之嗣，小篆之祖。确为秦篆之滥觞”(见图8—5)。近代吴昌硕从《石鼓文》得益最多，从中学而变古，化平为奇，古拙苍茫，以此体式入印，创吴氏篆刻流派。

　　秦统一中国后，推行了“书同文”的政策，“罢其不与秦文合者”，以秦篆作为标准字体，通行于世。后世把秦代的统一规范文字称为“秦篆”或“小篆”。秦代传世的石刻文字有《峰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会稽刻石》等四种(见图8—6)。相传，《泰山刻石》为秦丞相李斯所书。小篆书体用笔遒劲，丰腴均匀，流畅典雅，结体上松下紧，沉着舒展，是篆书入门的最佳范本。

　　同时代另有一种与秦篆风格迥异的书体，便是秦诏版、权量衡。这是秦统一中国后刻在权量器上的文字，称为“权量诏版文字”(见图8—7)。这种文字多出于下层小吏之手，书写镌刻随意，落落大方，奇趣多姿，自然朴实，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为明清印家所重视。

　　进入汉代，篆书已被隶书所取代，篆书的使用已极少，除《祀三公山碑》、《袁安碑》、《袁敞碑》、《嵩山少室石阙铭》、《嵩山开母庙石阙铭》和碑额、瓦文等仍是篆书外，大量的碑碣均是隶书。汉代的篆书虽然使用很少，也属小篆范畴，然而从风格到结构、篆法，与秦篆已有明显的区别，故被称为“汉篆”。汉篆与秦篆相比，由于受隶书的影响，用笔和篆法已被隶化，表现了简朴随意、天真烂漫的艺术情趣。流派印家从汉篆中吸取营养，拓展了篆刻艺术的用字范围。

　　《袁安碑》、《袁敞碑》分别立于东汉永元四年(公元92年)和元初四年(公元117年)，结体宽绰，形近正方，线条流美，刻工精细，具有装饰意味，是汉篆刻石的代表作(见图8—8)。《祀三公山碑》立于东汉元初四年，结体方正，苍茫浑拙，用笔以方为主，近似隶书，行款大小相间，错落有致，别开生面(见图8—9)。《嵩山少室石阙铭》、《嵩山开母庙石阙铭》两碑，风格相似，雍容浑厚，稳健华滋，颇有情趣(见图8—10)。另外，碑刻篆额、瓦文等，都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见图8—11)，对篆刻家的用篆影响很大。

　　汉以后至明代，篆书一直是沉寂阶段，其中唯唐李阳冰在篆书上有所建树，传世的《唐城隍庙记》(见图8—13)、《三坟记》等碑有一定影响。风格婉约流畅，创造了“玉筋篆”式样。清代篆书是汉以后的复兴时期，名家辈出，各具特色，如邓石如、赵之谦、吴熙载、徐三庚、吴昌硕、黄士陵等均是写篆高手(见图8—14)，有很大影响，同时他们的书风与印风都是较统一的。他们的篆书也是学篆的较好范本。

　　三国时代的《天发神谶碑》，在中国的书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见图8—12)。此碑雄强刚健，方峻挺拔，气势逼人，在篆书中独树一帜。齐白石的篆书篆刻受其影响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