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东阳王元荣时期写经(图文)

北魏东阳王元荣时期写经

　　太和十二年写本

　　约五世纪写本《大般涅槃经卷第一》

　　普泰二年(532)摩诃衍经写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北魏时期，国家带动全民信仰佛教，其间虽然发生了太武帝拓拔焘灭佛事件，但对佛教的发展影响并不大。北魏孝昌元年(525)，宗室元荣出任瓜州刺史，四年后晋封为东阳王。元荣统治敦煌地区20余年，团结敦煌豪右，使境内获安。其间大兴佛事，在莫高窟掀起了造窟高潮，特别有名的是美轮美奂的285窟，它是北魏石窟的代表性作品。他还出资抄经两百多部，这件《维摩诘经疏》就是其中之一。它的题记非常重要：“大代普泰二年岁次壬子，三月乙丑朔，廿五日己丑，弟子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领西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瓜州刺使东阳王元荣，惟天地妖荒，王路否塞，军(君)臣失利，于兹多载，天子中兴，是得遣息叔和诣阙修更。弟子年老疹患，冀望叔和早得回还，敬造《维摩疏》百部供养。”这个写经题记透露了一些信息，因为战乱，敦煌与中原的联系时断时续，现在战乱平息，元荣派自己的儿子到京师联系，自己年老多病，希望儿子平安返回。

　　这件遗书的书法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我们知道敦煌历史上曾经存在几个写经机构，每个写经机构拥有一批书手，每个书手的字体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但因为他们师从同一位老师，使用的纸和笔也是相同的，因此同一个写经机构的经书就呈现出独特的外部特征，从而能比较容易地与其他写经机构的作品区别开来。而不同的写经机构的书体，尽管时代有时只相差几年或十几年，但却可能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 【附录】《北魏东阳王元荣造经与敦煌的抄经》

　　王元军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所

　　北魏宗室东阳王元荣，史无专传。《魏书》卷十《敬宗孝皇帝纪》与《周书》卷三二《申徽传》卷三六《令狐整传》中偶有涉及，所言不详。所幸的是，敦煌遗书中仍有十数件东阳王元荣发愿所造经卷与写经题记。随着各地藏家所藏经卷的公开，敦煌写经情况日益明朗。前贤专家对东阳王元荣与佛教之关系、造经之背景、世系、东阳王与建平公之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弥补了史书阙载的遗憾。在写经这一行为上，也有学者有过初步探讨。②那么，在东阳王发愿造经的活动中，直接参与抄经者的身份如何?他们有什么样的组织?书法有什么样的特点,元荣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这些问题牵扯到佛教的传播，亦能反映敦煌地区的书法水平，所以值得在此作一番探讨。

　　一 元荣的造经活动与敦煌的抄经组织

　　东阳王元荣是北魏明元帝第三子乐安王范的曾孙。据元荣妹金城郡君(王夫人华光)墓志推知，元荣任瓜州刺史当在孝昌元年(五二五)九月十六日之前。直至文帝大统八年(五四二)元荣死，其婿邓彦杀其子康而取其位，共约十七年之久。其间他哀叹于“天地妖荒，王路否塞，君臣失礼，于此多载”，希望佛教能使“四方附化，恶贼退散，国丰民安”，便发愿造经,另外，元荣离乡已久，年老之时又有疾患，希望能通过造经遂其还阙之愿。

　　敦煌遗书中现存最早的元荣所造之经是北京存服四十六《任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写于魏孝庄帝永安三年(五三O)，经末题曰：

　　永安三年七月二十三日佛弟子元口，集为梵释天王(缺)若经一部，合三百部，并前立须乞延年(缺)

　　姜亮夫先生认为，依造经三百部之数量，非北魏宗室东阳王元荣不能为此，此诚不误，而从此我们亦可看出，在元荣的发愿造经活动中，必有一批人在为元荣的抄经而忙碌。

　　两年之后，元荣又造佛经。日本中村不折藏《律藏初分第十四卷经》尾题云：

　　大代普泰二年，岁次壬子三月乙丑朔，二十五日乙丑，弟子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领西诸军事、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瓜州刺史东阳王元荣……敬造无量寿经一百……造摩珂衍一部百卷……内律五十五卷……造贤愚一部……睹佛三昧一部……大云一部……

　　同年同月同日，元荣又两度造经，一是《维摩疏》百部，此卷藏上海博物馆，编号为八九二六，其尾题云：

　　大代普泰二年，岁次壬于三月乙丑朔，廿五日乙丑，弟子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领西诸军事、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瓜州刺史东阳王元荣……敬造维摩疏百部供养。

　　此日所造另一部经是大智度经。伯二一四三号大智度经卷二六品释论题记曰：

　　大代普泰二年，岁次壬子三月乙丑朔，廿五日乙丑，弟子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领西诸军事、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瓜州刺史东阳王元荣……敬造无量经一百部……内律一部……贤愚一部……观佛三昧一部……大云一部……

　　一日之内造经数百部，可知写经者绝非某一人所能独任。从这些写经书法中可以看出，写经者有着十分娴熟的笔墨功夫，运笔快捷，捺笔很重，体现出当时流行写经的书法风格;同时，我们亦可以看到，同一部经卷中，抄经笔迹亦有所不同，非出自一人之手。由此可以断定，负责为东阳王元荣抄经的是一个专门以写经为职业的组织，并有组织与领导者，只有 写经者的协调与配合，才能在有限时间里抄完佛经。 我们不妨从敦煌遗书的有关写经，来研究是否有这样的一个组织。按时间线索，我们发现有这样几条写经题记：

　　(一)魏宣武帝永平四年(五五一)成实论卷第十四章(斯一四二七)卷末题记云： 经生曹法寿所写，用纸廿五张。永平四年岁次辛卯七月二十五日，敦煌镇官经生曹法寿所写论成讫。典经帅令狐崇哲，校经道人惠显。

　　(二)宣武帝元昌元年(五一二)成实论经卷十四(芒斯一五四七)尾题云：

　　用纸廿八张，延昌元年岁次壬辰八月五日，敦煌镇官经生刘广周所写论成讫。典经帅令狐崇哲，校经道人洪俊。

　　(三)宣武帝元昌二年(五一三)摩珂衍经(日本中村不折藏)尾题云：

　　用纸廿五，延昌二年，岁次癸巳六年廿日，敦煌镇经生马天安所写经成讫。校经道人，典经帅令狐崇哲。

　　(四)同年大楼炭经残卷第七(斯三四一)题尾曰：

　　延昌二年，岁次癸巳六月口口日，敦煌镇经生张显昌所写经成讫。用纸廿(张)，典经帅令狐崇哲，校经道人。

　　(五)同年华严经卷第四十七(日本大谷大学图书馆)末题：

　　延昌二年，岁次癸巳七月十八日，敦煌镇经生张显昌所写经成讫，竞，典经帅令狐崇哲，校经道人。

　　(六)同年华严经卷第十六(斯二O六七)尾题云：

　　延昌二年岁次癸巳七月十九日，敦煌镇经生令狐礼大写此经讫，用纸廿四张，校经道人典经帅令狐崇哲。

　　(七)同年大智度论(见橘瑞超藏经目)末题：

　　延昌二年，岁次癸巳，七月二十八日，敦煌镇官经生张乾护所写讫竟。用纸十九张，典经帅令狐崇枢，校经道人。

　　(八)宣武帝延昌三年(五一四)大方等陀罗尼经(斯六七二七)末题曰：

　　延昌三年，岁次甲午四月十二日，敦煌镇经生张阿胜所写，成竞，用纸廿一张，校经道人，典经帅令狐崇哲。

　　(九)同年成实论卷第八(伯二一七九)末题云：

　　延昌三年，岁次甲午六月十四日，敦煌镇经生帅令狐崇哲于法海寺写此论成讫竞。用纸廿六张，校经道人(下钤墨印，不可识读)。

　　(十)同年大品般若经卷第八末题曰： 延昌三年，岁次甲午七月廿二日敦煌镇经生曹法寿所写成讫。用纸廿六张，校道人典经帅令狐崇哲。

　　从敦煌文书中检出这些题记，我们可以做出这样一些推断。

　　其一，最迟在五一一----五一四年之间，在敦煌镇(北魏太武帝时在敦煌设镇，孝明帝时废镇设瓜州)有一个写经组织，这个组织起码有七名写经生，即曹法寿、刘广周、马天安、张显昌、令狐礼太、张乾护、张阿胜和一名典经帅令狐崇哲组成。此组织是官方的，故经生自称官经生，因此经卷样本、纸张、薪水都应该有官方提供，这是一个职业化的写经组织。北魏佛教兴盛，开窟、造像、写经蔚然成风，出现了一些职业化的工匠。以造像为例，当时出现了许多名手专以此业为生。如龙门古阳洞太和十九年(四九五)九月十日丘穆陵亮夫人造像记云：请工镂石，造此弥勒像一躯。类似广采名匠、访采名工、访巧求能的词语在造像记中屡有出现，表明造像职业者的出现。同一性质的写经职业化的出现也在情理之中。北魏时期的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魏书·释老志)。上至天家帝室，下迄臣工庶民，无不渗透呼吸于此种宗教(佛教)气氛内而引为无上至乐，洵哉宗教为慰藉人生苦恼与矛盾之惟一工具。就此而言，敦煌职业写经者必不在少数。 其二，典经帅令狐崇哲，史中无传，但令狐氏是敦煌巨族，此是毋庸置疑的。令狐氏是在归附中原之后，定居敦煌而后成为大姓豪族。⑧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中留下很多大族的姓氏，其中有不少便是令狐氏，我们所说的这个官方写经组织以令狐氏作为主持人，无异是为了使其更具影响力。另外从斯二一七九诚实论卷第八这卷写经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这位经生帅令狐崇哲写于法海寺的书法，确实十分老练，其篇章布局平整有序，疏朗可观，也是写经好手。 一九一O年晚清任职新疆甘肃两地官员王树楠(晋卿)曾在延昌二年(五二二)写经跋中指出：北魏延昌二年写经残卷，出敦煌千佛洞，结体取姿有一种妍逸之致。《卫桓传》所谓“方不中矩，圆不副规，抑左扬右，望之若崎”者也。此评不为过誉。 其三，校经道人是对经生写佛经中存在的讹误之处进行校正的僧人。斯二五七三妙法莲华经卷第二卷末所列详阅者太原寺大德神符、大德嘉尚、上座道成均是玄奘大师的弟子，他们的作用实际上也是校经，由唐代写经之体例亦可推想北魏之校经道人必是由名僧大德所充任。上列十条写经跋尾中只有两位校经人的名字，即惠显和洪俊，其它经卷中没有校经人之名，可能是因为当时抄经繁多，高僧大德无法校订。(伯二一七九末署校经道人之后，引有一方墨印，不是校经者本人私印，似是写经机构印章)即使如此，每部写经之后的题记中都注明“校经道人”字样，并为校经道人的签名留下了足够的空间，以示对校经的重视。

　　二、抄经者的身份

　　排比敦煌写经相关的题记，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不难发现，至迟在六世纪初，在敦煌已有固定的写经组织。以令狐崇哲为首的官写经组织是一个非常严密的职业写经机构，他们负责为当时当地的佛寺提供经卷，也为当地的官僚抄经，以满足佛教信仰者供养之需。

　　这个官方写经组织活动的时间(据写经题记是五一一---五一四，实际上恐怕要更长一些)与东阳王元荣发愿造经(据写经题记是五二五年，也有可能早于此时)的时间相隔仅十年，元荣造经，请此组织的经生分头抄写是大有可能的，抄经与年龄关系并不密切，十余年内连续抄经是完全可能的，何况此期间佛教信徒有增无减，此官方写经组织的继续存在也有其根基，即便是这些经生不能为元荣抄经，他们的后继者也可以担当此任。

　　日本学者藤枝晃先生在其《敦煌写本概述》一文中认为：在东阳王的资助下，必然成立了一支新的抄写队伍，抄写人或者可能是由他从中原带来的。我认为这种观点还值得探讨。

　　其一，东阳王元荣出资成立一支新的抄写队伍，不但于史无征，敦煌遗书中现存最早亦无一条材料能表明这种现象。

　　其二，斯四五二八《佛说仁王般若波罗蜜多经》残卷末署云：

　　大代建明二年四月十五日，佛弟子元荣，既据未劫，生死是累，离乡已久，归慕常心，是以身及妻子奴婢六畜，悉用为畀沙天王布施三宝，以银钱千文，赎钱一十文，赎身及妻子，一千文赎奴婢，一千丈赎六畜。如法之钱，即用造经，愿天王成佛，弟子家眷六畜灌益生命及至菩提，悉蒙还阙。所愿如是。

　　元荣以银钱数千文赎身及妻子奴婢六畜，其发愿文中说得清楚，“如法之钱即用造经”，显然是雇佣写经生抄经，其费用已包括写经所需要之花费(包括纸张笔墨劳务费等等)，若是他自己出资成立了一个写经队伍，重建写经班子，那何必又要重新花钱雇佣写经生为其抄经?另外，上海博物馆藏八九二四元荣供养无量寿经卷下题记云：“瓜州刺史元太荣…… ” 从口气来看，决不是受雇的写经生对主人应有的称呼。此无量寿经之写者僧保亦非元荣抄经队伍中的一员。

　　另外，“抄写人或者可能是由他(元荣)从中原带来的”此亦是一种猜测，缺乏事实根据。汉魏以及南北朝的敦煌，是中国文化的宝地，更是书法艺术的重地，书法家崔 、张奂、张芝和索靖不仅名扬敦煌，在全国亦是一流书家。敦煌遗书伯二七四八敦煌廿咏中的墨池咏云“昔人精篆隶，尽妙许张芝。草圣雄千古，芳名冠一时。”而伯二七二三杂抄，是讲历史文化代表人物的著作，其中论及书法时说：“何人善作书，崔 ”。晋时索靖书法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张怀瓘《书断》引晋王隐语云，靖草绝世，学者如云。《魏书·崔元伯传》曰：“元伯祖悦与范阳卢谌并以博艺著名，谌法钟繇，悦法卫瓘，而俱习索靖之草，皆尽其妙。”又据张怀瓘《书断》记载，敦煌还有一些全国知名的书法家，如：赵袭字无嗣，京兆长安人，为敦煌太守，与罗晖并以能草而见重关西，而矜巧自与，众颇惑之，与张芝素相亲善，灵帝时卒。敦煌有张越，仕至梁州刺史亦善草书。索氏、张氏是当时有名的大族，另外的望族还有曹氏、翟氏、汜氏等，他们在当时的文化上据有很高的地位，加上大族之间的相互通婚，敦煌世家大族长久地、牢固地维持着他们在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优势，这些大族的势力绵延三五百年不等。北魏时期敦煌世家大族的实力仍是十分雄厚的。无疑，以讲求师承家风为特点的敦煌文化中，书法仍是他们的优势。

　　元嘉之后，中原地区战乱频仍，秦雍之民死者十八九，惟梁州独全。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中原的战乱将大批的中原士民赶往河西，敦煌地区的文化艺术不但得到较好的继承保留，还在吸收中原文化基础上不断向前发展。如江式是陈留济阳人，其六世祖琼善虫篆训诂，永嘉之乱，琼弃官投张轨，子孙因居凉土。江式也继承家学写篆体久工，洛京宫殿诸门板题皆式书也。可见其家世业传必不间断于敦煌。 检视一下敦煌遗书，我们不难发现敦煌一带的书法水平。从上述以令狐崇哲为首的写经组织可以看出，写经者皆是敦煌镇经生，其中令狐氏、曹氏、张氏即占了七个写经生中的五个。这一则说明敦煌大族子弟仍师承家学，二则说明随着佛教之兴盛，书法之学已广泛用之于写经。敦煌是书法重镇，写经人才并不缺少，东阳王元荣何必还必须从中原带来一班抄经人马，以应他供养佛经之需?

　　同时，我们从敦煌写经题记中发现了不少敦煌写经流入外地者，也发现了不少外地人写经流入敦煌者，这说明了两地文化之交流情况的存在。如吐鲁番出土宋元帝元嘉六年(四二九)写经残卷末题：令狐岌为贤者董毕狗写讫校定。如伯二一九六号末题云：大梁天监十八年，岁次己亥夏五月敕写，用纸廿二张，戴明桐书。此是南朝梁写经流人敦煌者。再如斯八十一号末题：天监五年七月二十五日佛弟子谯良颐奉为亡父于荆州竹林寺敬造久大般涅般经>一部。"这是在荆州竹林寺写经后流人敦煌者。另外，我们还发现了敦煌望族在洛阳写经又复传至敦煌的例子。伯二一八九末题云：大统三年五月一日，中京(洛阳)广平王大觉寺涅般法师智睿供养东都发愿文一卷……令狐休宝书之。还有斯四八二三为索道微写，北京存位四号为翟安德写，北京存闰五十八为汜庆通写，这些写卷虽没标明抄经地点，但恐均是敦煌人所为。需要指出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无发现外地人被借用到敦煌写经的例子。陈寅恪先生在《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序》一文中说：南北朝政治虽为分隔对立，而文化则互相交流影响，佛教经典之由私人往来携取由南人北者，事所常有，其例颇多。因此敦煌一地出现外地写经，是由于南北文化交流所致，并不能由此推断出像东阳王元荣须从中原带来一个抄经班子来为他抄写经卷这样的结论。

　　为东阳王元荣抄经者除了上述分析的官方写经组织之外，还有个人进行的抄经。 上引上海博物馆藏八九二七号卷末题无量寿经卷后有题记云：瓜州刺史元太荣(即元荣)所供养，比丘僧保写。据李木斋旧藏敦煌名迹目录第二部分云本卷共三百一十三行，写此卷之规模远不如斯四四一五题记所云之规模。《涅般》《法华》《大云》《贤愚》《观佛三昧》《祖持》《金光明》《维摩》《药师》各一部，共一百卷一，因而不需写经生通力合作来抄写，即便如此，僧保写此经也花费不少时日。北京存辰四十**分律删补随机羯磨末题云：午年五月八日，金光明寺僧利济初夏之内，为本寺座金耀写此羯磨一卷，莫不研精尽思，庶教流而用之也，至六月三日毕而复记焉。抄一卷之经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可见此事之不易。好在僧保身为比丘，专事佛教，又有东阳王元荣的如法之钱，因而可以更加从容细致地完成积累功德之事。僧人写经是抄经队伍中的组成部分，但佛教的大肆传播，信佛者的日益增多，使僧人造经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这是导致职业写经者出现的重要原因。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一些身居高官要职的人士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北凉承平十五年(四五七)佛说菩萨藏经残卷(鄯善土峪沟出土)卷末题曰：

　　大凉王大且渠安周所供养经

　　承平十五年岁在丁酉

　　书吏臣樊济写

　　法师第一校

　　凉王且渠安周的供养经有其书吏私臣樊济所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观樊济所写佛经，其书法风格、书写格式均与当时写经相吻合，说明他也是写经高手。事实上，元荣的私臣也曾为其抄经。赵万里《魏宗室东阳王荣与敦煌写经》中曾录有这样的写经题记，此经为《妙法莲花观世音经》，今转录如下： 盖至道玄凝洪修有无之境，妙理家廊，起拔群品于无艰之外，是以如来愍溺类昏迷，抗大悲于历劫，故终生无怙，惟福所恃。清信士佛弟子尹波，实由宿福不恝，粗多屯难。扈从主人东阳王殿下，后临瓜土。瞩遭离乱，灾夭横发，长蛇竞炽，万里含毒。致使信表罕隔，以迳年纪。寻幽寄矜，惟凭圣趣。辄兴微愿，写观世音经册卷，施诸寺诵读。愿使二圣慈明，永延福祚，九域早清，兵车息钾，戎马散于茂菀，干戈辍为农用。丈德盈朝，哲士谥口，铿锵，隆于上日。君道钦明，忠臣累叶，八表宇庙，终齐一轨。愿东阳王殿下，体质康休，洞略云表，年寿无穷，永齐竹柏，保境安藩，更无虞寇，皇途寻开，早还京国。敷畅神讥，位升宰辅，所愿释心，事皆如意。合家眷大小，亲表内外，参佐家客，感同斯佑。又愿一切众生，皆离苦得乐，弟子私眷，沿蒙此福，愿露从心，所求如意。大魏孝葛三年岁次丁朱四月癸巳朔八日庚于，佛弟子假冠军乐城县开国伯尹波敬写。

　　从写经题记看，尹波显然是东阳王之私臣，题记中仅称东阳王殿下而不称其名，是“尊之至，故讳言其名”查杜佑《通典》卷三二“总论州佐条”可知“自魏晋以后，刺史多带将军，开府则州与府各置僚属”自北魏孝明孝昌以后(正是东阳王元荣任瓜州刺史之后)，四方多难，刺史、太守皆为当部都督，虽无兵事，皆立僚佐，颇为烦扰。北魏时僚佐有别驾、从治中、从事主薄、功曹书佐等《周书·令狐整传》中记载：(令狐整)为刺史、魏东阳王元荣辟为主薄，加荡寇将军，荣器整德望，尝谓僚属曰：“令狐延保(整字延保)西州令望，岂州郡之职所絷维，但一日千里必基武步，寡人当委以庶务书诺而已。”

　　魏晋南北朝时期，掌管文书的属吏如主薄、书吏、书佐等不乏书法好手。如书吏樊济曾为大凉王且渠安周写供养经，书法劲健齐整，具有极高水平，诚是书法高手。笔者亦怀疑像令狐整这样的文职官员有参与东阳王元荣造经的可能。当然这种推测还需要相关实物与文献的发现才能证实。

　　众所周知，抄经对于书法的要求十分严格。东阳王元荣以瓜州刺史之任，以虔诚的佛教徒的身份出资供养佛经，必请当地书法名手书写，此不足为怪。如伯二一四三大智度论第廿六品释论经文正文每行十七字，此正是当时抄经之通例，字与字之间间隔相当，清晰可读，书法隶意很重，不离当时写经书法之风范，就书法而言，确属上乘。斯四四一五大般涅般经卷三十经文部分书法亦与此无大异，属成熟的写经体。

　　然而有一点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即伯二一四三、斯四四一五的题记部分的书法与写经正文有明显的不同。两题记之书法远不如写经正文之书法，文字拥挤不堪，字之大小各异，许多字体因用笔随意造成严重失衡，捺笔随意延伸，一往而不收，整个字体瘦长，与写经端庄的结体、浓重的捺笔、齐整的章法截然两途，显是出自两人之手。陶秋英先生曾云，抄写佛经字数少者由一人抄毕，故字体一贯，而大多数卷子字数多在三五千以上，其中有一人抄毕者亦不少见，然而以三人乃至五六人抄一卷者居多，故一卷中便有数种字体言由不同的抄经者抄同一部经卷而导致书体不一，这是敦煌卷子中常有的事。然而以元荣之身份，以其对佛教之虔诚，必雇请善书者抄写，已如上言。那么题记部分的书法，不似写经生那样受过严格的训练，当出自何人之手?笔者在此暂作一假定：此写经题记出自元荣自己之手，其理由如下：五三二年的同一天，即元荣造经题记中所谓的大代普泰二年岁次壬子三月乙丑朔二十五日这同一日同一时刻内，元荣供奉了数部经卷。中村不折藏律藏初分第十四卷、上海博物馆藏八九二六维摩疏、北京存菜字五十摩珂衍经伯二一四三、大智度经卷二十六品释论均在题记中标明这一时刻。由此可以推知，元荣出资供养的经卷在此之前被抄好送到元荣之处，元荣可能亲自捉笔添墨，在这些题记之后写下发愿文。如果是请人代笔，书迹不会如此不工。因发愿文为同一时刻所写，故内容大体一致，书体亦出同一风格，伯二一四三题记其中内容最为完备者，此可以窥知元荣发愿文题写时的心境，其文云： 大口普泰二年岁次壬子三月乙丑朔廿五日乙丑，弟子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领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开国仪同三司、瓜州刺史东阳王荣，惟天地妖荒，王路否塞，君臣失礼，于兹多载。天子中兴，是以遣息叔和诣阙修口，弟子年老疹患，翼望叔和早得还回，敬造久无量经v一百部…… 从此可以看出元荣此时年岁已高，且有疹患。此处提到叔和，当是元荣之子。有学者提出，冀望叔和之叔通淑，系指清湛之意，本句意为：元荣希望时局清和，使他自己早还回京城。这种理解不可取。此题记中两次出现叔和若都作此解，显然不通。所谓是以遣息叔和诣阙修口(史)，此处“息”显指“子息”，指子女，而叔和定指人名。本来元荣一直写经发愿要回到洛阳，但一直没有结果，年纪已老，思念亲人，在此心境下，元荣出资广造佛经，并亲自为经卷写下题记以消解胸中苦恼，希望其还在洛阳的儿子叔和早得还回，这完全是可能的，也由此可见元荣对佛教之信仰。元荣不是书法家，书法不似职业写经生那样受过严格的训练，且书写题记之是年老有病，心情苦闷，因而出自他手的题记书法远比不上写经正文的书法。

　　综上所述，我认为，为北魏宗室东阳王元荣抄经的即有其僚属佐臣，又有像僧保这样的僧人，但从元荣出资大规模抄经来看，为其抄经者，多是有组织的职业抄经者，此组织应该与敦煌令狐崇哲为首的敦煌镇经生组织有关。从此我们可以看到，北魏敦煌写经的盛况，这种有组织的职业化的写经到了唐代达到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