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王铎(1592—1652),字觉斯,谥文安。王铎于诗文书画皆有成就,尤以书法见长,有《拟山园帖》、《琅华馆帖》及诸多诗文书画传世。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有“神笔王铎”之
王铎的情绪
文丨胡西林
浙江美术馆正在举办王铎书法大展,王铎书法宗二王,而对待即使像怀素这样的大书法家,也照样排斥。有人评其书法出自怀素一脉,这当然是褒其书法,绝无贬义,不料王铎十分反感,引发了情绪。他甚至不止一次将这种反感和情绪发泄到了他的草书杜甫诗卷上。▲王铎《草书唐人诗九首》卷 首都博物馆藏
这里所谓情绪,不是指王铎仕清之后对朝政或者对满人的不满,而是指他对于自己的书法因为某些人的看法所引发的情绪。他当然对朝政会有看法,但是仕清之后与在明末崇祯朝时期相比较,这方面他是大大收敛了。崇祯朝时,他曾经在皇帝面前针砭现实,差一点酿成大祸。▲王铎 临唐太宗帖 绢本 250x49cm 辽宁博物馆藏
比如崇祯十一年,其时国难当头,一方面是满洲的皇太极举兵关内,明朝官军接连受挫,一方面是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分别攻占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明王朝处在岌岌可危的境地,而这个时候朝廷内部因为主战主和分歧,两派斗争愈演愈烈,令崇祯皇帝不知所措。其时王铎任礼部右侍郎、教习馆员,这一天经筵开讲,由王铎讲孔子《中庸·唯天下至圣》章。本来为皇帝讲解经传史鉴,王铎只要照章述意即可,可他偏偏结合实际,论及时事,讲着讲着竟然斥责起现实来,且措辞尖锐,以至触怒了崇祯皇帝。 但是入清之后,他再也没有也不能这样做,虽然清廷是以“原官礼部尚书管弘文院学士事、充明史副总裁”“重用”于他,但是毕竟改朝换代了,前朝旧臣事新主,他的精神脊柱无法直立,不敢公开发牢骚,也不可以对朝政说三道四,内心受到了极大的压抑。但这是不是没有情绪了呢?不是。我们可以从他留下来的诗文,特别是一些诗文信札的手稿中读到他的这种情绪,而更多、更大的情绪则转移了,转移到了他的书法上。▲王铎 自书石湖等五首卷行书 纸本 27x253cm 天津博物馆藏
这个时候我们注意到了一个现象,即他一生中以杜甫的诗为内容,并且以草书手卷的形式来书写的书法作品许多都产生于这一时期。还有,这时他每每书写杜诗便会得意,一得意便下笔无滞,仿佛神灵给力,纸上墨迹灵动极了。 于是他要抒怀,当然不是抒发政治怀抱,而是抒发他的艺术情怀——非常有趣,每作这样的抒怀——即在卷末作题识的时候,他总是拿怀素来开涮,并且行文语气都带着一种情绪,所开涮的是关于书法所谓正脉和野道的问题。
▲王铎《草书唐人诗九首》卷 首都博物馆藏
大家知道,王铎书法宗二王,一辈子崇拜羲献父子,至晚年依旧按日课“一日临帖,一日应请索”,而其临帖,主要就是临《淳化阁帖》中羲献父子的法帖,这是正宗,被王铎视为必尊之古,否则就是野道。 而其对待“野道”的态度,即使像怀素这样的大书法家,也照样排斥。比如中年之后王铎的书法在当时的明代书坛名气很大,欣赏他的人很多,有人评其书法出自怀素一脉,这当然是褒其书法,绝无贬义,不料王铎十分反感,引发了情绪。他甚至不止一次将这种反感和情绪发泄到了他的草书杜甫诗卷上: 其一,上海博物馆收藏,王铎草书唐人诗卷。诗卷作于顺治三年,纸本,纵30.2cm,横698.5cm,书唐诗十首,书法恣意汪洋,写得极为痛快,规模之大,在王铎传世书法手卷中也属少见。卷末有题识:“吾书学之四十年,颇有所从来,必有深于爱吾书者。不知者则谓为高闲、张旭、怀素野道,吾不服!不服!不服!”这是他拿怀素等宣泄自己书法情绪最著名的一则题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