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心畬书画轶事

▲ 秋江泛舟（国画） 溥儒

从显赫的皇族后裔到以卖画讲学为生，从京城王府的喧闹繁华到偏居台湾的孤独生活，溥心畬（原名爱新觉罗·溥儒）的人生经历充满了诸多起落与无奈。然而，在他的画作中，我们却能感受到细腻的生命气息和文人特有的淡泊空灵。他以艺术的方式，对抗命运的无常，展现出内心的坚韧与不屈。他的绘画作品涉及山水、花卉、人物、走兽等题材，书法则是潇洒俊逸的行书，不论绘画还是书法，均是最能反映他超凡脱俗的逸笔之作，一派儒雅之风。

溥心畬自小天资很高，他的绘画并无师承，而是多得益于对家藏宋元名画的临摹，其中受马远、夏圭影响较深。他的画作传达出一种独特的气质，这使他在二十世纪画坛享有一席之地。他与张大千并称“南张北溥”，被誉为“文人画的最后一笔”。台静农先生晚年回忆第一次看溥心畬画展，所言甚为贴切：“溥心畬先生的画首次在北京展出时，极为轰动，凡爱好此道者，皆为之欢喜赞叹。北宋风格沉寂了几百年，而当时习见的多是四王面目，大都甜熟无新意，有似当时流行的桐城派古文，只有躯壳，了无生趣。心畬挟其天才学力，独振颓风，能使观者有一种新的感受。”

《六祖图》、为郑宝南临马麟《溪山行旅图》均是溥心畬临习宋画的范本，而《猿戏图》则是从其家藏的易元吉《聚猿图》中截取一角变化而来。其表侄启功先生也曾记述：“心畬先生家藏古画和古法书一样有许多极其名贵之品，据我所知所见，古画首推唐韩干的《照夜白图》（古摹本）；其次是北宋易元吉的《聚猿图》，在山石枯树的背景中，有许多猴子跳跃游戏。卷并不高，也不太长，而景物深邃，猴子千姿百态，后有钱舜举题。世传易元吉画猿猴真迹也有几件，但绝对没有像这卷精美的。心畬先生也常画猴，都是受这卷的启发。”

值得注意的是，在画作《溪山行旅图》中溥心畬自题“临马麟山水”，即现藏于台北故宫的马麟《溪山行旅图》轴，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马麟是南宋画家马远之子。由于家学渊源，他擅长山水、人物、花鸟，但是他的作品自具风格，与父亲风格并不相混，因此在中国画史上保有独立地位。

溥心畬的临本与马麟之作构图相同，似乎是一比一临摹，但在尺幅上却相差甚远，溥心畬的临本仅1.7平尺（68×29厘米），相较于马麟的八尺巨幅，气象却毫不逊色，足见其经营画面的功力之深。再观近处，可发现山石皴法、点景人物均化繁就简，纯以自家笔意写出，与原作大相径庭，又将原作之纯水墨转化为青绿设色之法，使画面更具宋人山水神韵又兼得文人画气息。

那么，标注的受赠人郑宝南为何人？郑宝南（1910—1990），号南生，祖籍番禺，生于南京。曾在国民政府外交部历任诸多要职。郑宝南一生出使外洋无数，所蓄书画皆为同辈名家所赠。实际上，万公潜先生捐赠给恭王府的溥氏作品中，有一幅《墨荷图》亦为宝南先生上款。

古人画山水贵在意模，启功先生回忆当年承溥心畬赐借临一卷无款宋人《山水》后的感受：“我的临本可以说连山头小树，苔痕细点，都极忠实地不差位置，回头却看先生节临的几段，远远不及我钩摹的那么准确，但先生的节本古雅超脱，可以大胆地、肯定地说竟比原件提高若干度(没有恰当的计算单位，只好说‘度’)。再看我的临本，‘寻枝数叶’确实无误，甚至如果把它与原卷叠起来映光看去，敢于保证一丝不差，但总的艺术效果呢？不过是‘死猫瞪眼’而已。”

溥心畬一生收徒很多，除在家以私塾形式授徒外，也有在北平国立艺专、国立杭州艺专以及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任教时的学生。晚年时他还曾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学院艺术系讲学3个月。徐建华是其在台湾师范大学任教时的学生，由于天资聪慧，勤恳好学，深得溥心畬所喜，并赐“文珠”雅号。毕业后因定居香港，常以书信请教居住台湾的老师，溥心畬给她的回信中多有涉及指导绘画之事。溥心畬教学生画画的第一要求是多读书，尤其要会作文、作诗。从他给徐建华信中叮嘱便可见一斑：“汝既习画，作诗固然重要，作文尤为重要，文笔不通则一切不能有成。”

溥心畬的行草书独具一格，上追晋唐，下溯宋元，格调清新古雅，功夫深厚，又出之天然。其行草书之所以能有如此成绩，与其收藏颇丰、注重笔法以及学问修养密切相关。他在《华林云叶·卷下》云：“余旧藏晋陆机《平复帖》九行，字如篆籀。王右军《游目帖》、大令《鹅群帖》，皆廓填本。”可知其家藏诸多行草法帖名迹，且不乏国之重宝。长期对着这些珍品临摹，眼界和手上功夫自然比一般人高出不少，反映在书写上也就出手不凡，神采奕奕。

启功先生回忆溥心畬作书时的场景颇有意思：“先生执笔，无名指常蜷向掌心，这在一般写字的方法上是不适宜的。关于用笔的格言，有‘指实掌虚’之说，如果无名指蜷向掌心，掌便不够虚了。但这只是一般的道理，在腕力真强的人，写字用笔的动力，是以腕为枢纽，所以掌即不够虚也无关紧要了。先生写字到兴高采烈时，末笔写完，笔已离开纸面，手中执笔，还在空中抖动，旁观者喝彩，先生常抬头张口，向人‘哈’地一声，也自惊奇地一笑，好似向旁观者说：你们觉得惊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