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元三教九流图》的少林文化特质象征

　　明嘉靖四十四年 朱载堉

　　混元三教九流图(石刻拓本) 嵩山少林寺

　　创建于北魏时期的少林寺，在一千余年的历史变迁中，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少林文化。其核心是宋末元初以降以曹洞正宗一脉为代表的禅宗文化，特色是寺僧修禅与习武相结合的修行方式。不过世人虽多知“天下功夫出少林”，但“功夫”与“武术”实有区别。更重要的是，二者皆无法限定少林文化，少林文化也不等同于功夫或武术。认识少林文化离不开对其整体的把握。少林文化的特质实扎根于少林寺所处的“天地之中”地域语境，概括而言，或可以“居中尚和”相称。寺内留存至今的《混元三教九流图》，正可被视为这一特质的“象征”。

　　该图为近于圆形的人物图像。人物的形象初看似是一位头梳双髻，神情肃穆，留有髭须的长者团缩而成;但实属由三人组成的“一体一面”奇特造型：居中以正面示人者，眉间有白毫，穿交领右衽之衣;以侧面示人的二者，广袖袍服，其中左面形象者后首戴冠，右面形象者后首束巾。三者分别象征佛、道、儒“三教”。这一图像特征，正相应于赞文中的“三教一体”。图的中央是由双手展开的一幅朝向观者的画卷，绘有从中心辐射而出的九条涌泉，相应于赞文中的“九流一源”。

　　图的上方另题有《混元三教九流图赞》：“佛教见性，道教保命。儒教明伦，纲常是正。农流务本，墨流备世。名流责实，法流辅制。纵横应对，小说咨询。阴阳顺天，医流原人。杂流兼通，述而不作。博者难精，精者未博。日月三光，金玉五谷。心身皮肤，鼻口耳目。为善殊塗，咸归于治。曲士偏执，党同排异。毋患多岐，各有所施。要在圆融，一以贯之。三教一体，九流一源。百家一理，万法一门。”全篇虽以“三教九流”为主体，但落脚点则在殊途同归的“百家”“万法”，并在思想上主张“要在圆融”。“圆融”亦即该画题渊源所自的“一团和气”之“和”。

　　此图刻于寺内钟楼前《小山禅师行实之碑》的碑阴上半部分。石碑通高3.35米、宽1.15米、厚0.25米，螭首龟趺，坐东面西;立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三月初一日;碑铭以“钦依住持少林寺嗣曹洞正宗第二十四世当代传法小山禅师行实”题首，郑藩掌国事德庆王撰文，“三教中人狂仙载堉”篆额并书丹。图的下方有作者款印：右侧题款“嘉靖乙丑三月吉日，寓南赡部洲狂仙书”，左侧为“酒狂仙客”和“三教九流中人”名章。可知其作者与碑铭的书写者同为朱载堉。

　　小山禅师(1500-1567)，讳宗书，字大章，俗姓李，直隶顺德府南和(今河北南和)人;为明世宗钦命曹洞正宗第二十四世暨少林寺曹洞第十代传法，对于明代曹洞宗风之中兴以及少林寺的建设，“其启后鼎新之功，永不可磨”。(《小山禅师行实之碑》碑铭、《小山禅师塔铭并序》)朱载堉(1536-1611)，字伯勤，号句曲山人，别署山阳酒狂仙客等，怀庆府河内(今河南沁阳)人;为郑恭王朱厚烷长子，杰出的文学家、音乐家、乐律学家和科学家。其至孝笃学，淡泊名利，生前身后向为世人所敬仰。

　　《混元三教九流图》不仅以其浑圆一体、“三首一面”的人物造型引人注目，其图文关系的“若合符节”同样让人赞叹。作者的妙思巧借固然是基于其底本，即成化元年(1465)由明宪宗题赞的《一团和气图》而生，但此图的改绘实属从样式到内容以至思想的总体性再创作。关键的两个变化，一是图像上，于人物形体层面由前者的“三人三体”样式，转化为了“三人一体”样式;二是思想上，于作品含意层面由前者的宫廷政治指向，转化为了本土宗教指向。而在风格与画法上，相比于宫廷绘画的工谨细笔《一团和气图》，此图则整体皆呈现出鲜明的简约化特征;此亦可相应于图赞所言的“佛教见性”，以及重心传、不假于外的禅宗思想特点。

　　观者若来到此地，进而置身于少林寺内此图的跟前，将更能够体认到其所处的这一特定场域，以及《小山禅师行实之碑》这一特定作品载体，确乎都赋予了此图释者居中、整体圆融的特征以更具体的象征意义——少林寺及其以曹洞宗脉为表征的禅宗文化之“居中”与“尚和”特质。

　　“少林”之名就点明了这座禅宗祖庭的独特地理语境：少室山阴林壑间。其地处“东京近甸，太室西偏;正气居六合之中，清都控九州之会。”(少林寺唐开元十六年《皇唐嵩岳少林寺碑》)“少室”与“太室”分别是嵩山西、东两段山脉的总称，双室并峙，“以其在天地之中，故曰‘中岳’，为四岳之尊”(嘉靖八年《登封新志》)。同样，“天地之中”也是少林寺所在政区登封的地域特性。而这一特性既是地理意义的，也是人文意义的。

　　在《混元三教九流图》之前，明代大臣，金石学家都穆(1458-1525，字元敬，吴县人)就曾在正德九年(1514)为《登封新志》题识道：“登封，河南之属邑也。山有嵩高在其境内，为五岳之尊。《诗》云：‘嵩高维岳，峻极于天。’又云：‘维岳降神，生甫及申。’……登封而有山如是，是岂直一邑一郡之重，固将为天下之重也。……今观邑令李君斯志，其中述作，若卢照邻、沈佺期，宋之问、李太白、王摩诘、白乐天，皆唐之名流。而大儒君子，若范文正、程伊川、邵康节，亦皆在焉。又为之惊喜，谓他志之所未有，则其重又不止于山而已。”以至最后仍强调了此志必可传世，亦因其“有山与文以重之”。该志的纂修者，登封知县李居仁(生卒不详，咸宁人)，这位来自陕西的“异客”地方官在其跋文中也说，“登封，古阳城郡，山川秀丽，人物清淑，而俗尚视近古较之他邑为最优。”

　　二人的此番论说并不是名士与地方官的夸耀之谈，而实属对此地“天地之中”特性如其所是的表述。该志风俗篇记载：“登封民俗，旧志载：其习尚节义，勤稼穑而重廉耻。盖河南为中州之地，登封又居河南之中，其民气禀中和，宜乎习尚之美，而非他邑之可及也。”隆庆三年(1569)《登封县志》风俗篇中也记，“府志：民禀中和，习尚节义，服勤稼穑，不事商贾，士亦恬退淳朴，无事矫伪。”两志前后一贯的表达，要义即在强调此地民风之“中和”。

　　恰如此地既有以嵩阳书院为代表的儒学之盛，嵩山也同时遍布佛刹、为道教第六小洞天，允为三教和谐共生之地。此幅《混元三教九流图》，则堪可谓形象化表征了自元初以来，少林寺洞宗一脉禅宗文化的“居中尚和”特质。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