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赵孟頫 《洛神赋》卷(局部) 29.2×193cm 天津博物馆藏
“宋四家”之首的苏轼、“元代冠冕”赵孟頫、“明四家”之一的文徵明,都
赵孟頫 《洛神赋》卷(局部) 29.2×193cm 天津博物馆藏
“宋四家”之首的苏轼、“元代冠冕”赵孟頫、“明四家”之一的文徵明,都是诗词书画“四绝”的全能文人,一位生活在北宋、一位生活在元初,另一位则生活在明朝,他们本不会有交集,但此次书法展打破了时空的“次元壁”,让三人来了一场“合作”与“神交”。
01
与浙江渊源颇深的“宋四家”
此次展览中颇受关注的当属“宋四家”作品。以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为代表的宋代书法,呈现崇尚新意、凸显个性的时代风格,并为后世提供了“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的实践范本,成为中国书法审美风向标。
苏轼曾两度在杭州为官。第一次是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任杭州通判;第二次是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任杭州知州,前后居杭州五年,一生以杭州为题而作的诗400多首,为杭州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与苏轼亦师亦友的黄庭坚,与浙江有着一定的历史渊源,其祖籍可追溯到唐代金华浦江。米芾曾于元丰八年乙丑(1085)任杭州从事。晚年受到朝廷排挤的蔡襄,平生最后一次为官即是任杭州知州。不可否认,“宋四家”都与浙江乃至杭州有着颇深渊源,杭州可谓是“尚意”书法的重要发生地。
自宋以降,书法都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尚意”书风美学的影响,既尊重传统规律,又追求个性和创新成为中国书法的审美精神。
从清拓黄庭坚《题浯溪大唐中兴颂摩崖碑后》(湖南祁阳浯溪)、米芾(传)行书《天马赋》卷(辽宁省博物馆藏)、蔡襄《持书帖》(故宫博物院藏),到陆游行书《自作诗卷》(辽宁省博物馆藏)、张即之楷书《华严经册》(安徽博物院〈安徽省文物鉴定站〉藏)等,勾连起“尚意”书风的历史传承与发展面貌。
02
文徵明晚年的楷书精品
《前后赤壁赋》
1079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谪居黄州期间,他写下三篇赤壁诗文:《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政治上的屡屡失意,让他空有满腹经纶却报国无门,唯有以豁达的胸怀到山水中寻求超脱与疗愈。
这三篇赤壁诗文亦成为后世文人反复抄录的名篇巨作,其中就包括赵孟頫、文徵明、董其昌。既是表达对苏轼豁达人格的钦佩,更是企盼从诗文中寻求解脱之道。
一生以苏轼为偶像的文徵明,辞去翰林院待诏致仕后,全心致力于书画创作与鉴赏。温和儒雅的气质,造就了他的作品古拙典雅的风格。他曾以楷、行、草三种书体写《前后赤壁赋》,即便晚年在病中,仍笔耕不辍。其小楷法度严谨纯熟,笔锋劲秀,节奏缓和,舒展自如,此次展出的正是文徵明晚年时期写就的楷书苏轼《前后赤壁赋》(28.6×74.5cm,故宫博物院藏)。同时,一同展出的还有文徵明的两幅同名行书《七律诗轴》(151.2×68.4cm,一幅为故宫博物院藏;156×66.5cm,另一幅为天津博物馆藏)和行书《西苑诗册》(天津博物馆藏)。
此外,文徵明师友、学生们的作品也在同一时空中相汇,包括他的绘画老师沈周的行书《五言诗扇面》(天津博物馆藏),古文老师吴宽的行楷书《弘治癸丑廷试读卷》诗轴(天津博物馆藏)、师友祝允明的行书《七律寿诗》轴(故宫博物院藏)、好友唐寅的行书《吴门避暑》诗轴(辽宁省博物馆藏)、忘年交王宠的草书《五言诗轴》(故宫博物院藏)、学生陈道复的行草书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卷(湖南博物院藏)等。
03
曾为项元汴收藏的赵孟頫
《洛神赋》卷
除了文徵明,同样推崇苏轼的还有赵孟頫。全能型人才赵孟頫能诗善文,懂经济,工书法,精绘艺,擅金石,通律吕,解鉴赏,尤其以书法和绘画成就最高。他提倡复古,强调“书画同源”。绘画上,开创元代新画风,为元代画坛的领袖人物;书法上,五体皆擅,正如元代书法名家鲜于枢所评:“子昂篆、隶、真、行、颠草为当今第一。”
其师承也极广泛,初宗宋人,学赵构、黄庭坚,继而由智永上溯钟繇、二王,晚年又取法李邕。他模拟古法力求微肖,吸收王羲之行书中行笔细腻的特点,又增加了点画的圆润,结体上则变王羲之跌宕起伏为平正,并融入唐人法度,使其书风呈现出一派雍容和平的气象,被后人称之为“赵体”。
《洛神赋》是三国时期曹植创作的辞赋名篇,历代书家书之者众。赵孟頫曾多次书写《洛神赋》,其中以藏于天津博物馆的《洛神赋》卷最有影响,此作为赵孟頫47岁之时,为朋友、小儿子赵奕的岳父盛逸民而作,曾为明代项元汴收藏。本次展出的正是该卷。
04
弥足珍贵的苏轼擘窠大字
在此次展览的重磅展品中,有多件与苏轼有关的碑拓、刻本、砚石,弥足珍贵。苏轼的传世书法石刻中,擘窠大字以《丰乐亭记》《表忠观碑》《醉翁亭记》最为著名。其中宋拓苏轼《丰乐亭记》(每开32.2×21.7cm,辽宁省博物馆藏)、清拓苏轼《表忠观碑》(141.5×83cm,浙江杭州钱王祠藏)就在此次展品之列。
北宋庆历六年(1046),欧阳修贬任滁州太守时,筑丰乐亭(位于今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山旅游区丰山脚下紫薇泉边)并撰写记文《丰乐亭记》,取“岁物丰成,与民同乐”之意。元祐六年(1091)苏轼任颍州太守,应滁人之请以大字书写并刻石。
原石毁于北宋元祐党禁,南宋时以木版重刻,亦久佚,宋、元、明、清间多次重刻。传世无北宋原刻拓本,以南宋重刻者为最佳。安徽滁州今存石本为明嘉靖二年(1523)知府陈则清重修丰乐亭时所覆刻,与宋本相比,字体走形失真颇多。南宋木刻本锋锷毕露,精气四射,可见苏轼楷法真容,远胜明重刻石本,故为世重。清代著名金石碑帖收藏家如潘祖荫、罗振玉等皆曾以获宋本自矜。此次展品即为罗振玉旧藏宋拓本。
清拓苏轼《表忠观碑》则为北宋熙宁十年(1077),赵抃上表请重修吴越钱氏宗祠,宋神宗准奏并将原妙因院改赐名为表忠观,以颂扬吴越钱氏之功德。碑文由苏轼奉敕撰文并书,元丰元年(1078)八月立石。
碑石在杭州龙山表忠观内,明正德十二年(1517)移至郡庠(今劳动路杭州碑林)。因宋石残泐,杭州郡守陈柯於嘉靖三十六年(1557)重摹刻石,立于钱王祠(今聚景园)之右廊。清乾隆二年于郡庠颓垣下,发现碑石微露于外,掘之即得断碑两片,已缺下截,系宋刻第一石和第四石。至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重修表忠观落成,钱镠第三十世孙钱泳将此二石从郡庠移至钱王祠,列于祠之左廊。本次展品即为此二石的晚清拓本。
展览现场除了展出清拓本外,主办方专门外借浙江杭州钱王祠藏苏轼《表忠观碑》残石,更为立体地还原苏轼书迹。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10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