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时丰 草书跋唐贤写经遗墨札 一九五〇年

强调分法并不一定就是碑派，二者在观念基础上有着很大的区别，甚至可以视为看待古法传统、看待书法的根本性的观念之别。虽然碑派书家大都强调溯源篆隶、临习篆隶，但沈曾植的观念与碑派以北朝石刻楷书为中心的溯源篆隶是不同的。分法问题，是回到了书法笔法传承统系中的蔡、锺、卫的传承及锺卫之别、锺王之别上，与立足于楷体的碑派意识并不一样。因此，对汉碑、魏晋南北朝石刻以及隋碑的取法，并不意味着沈曾植就是在碑派、碑学观念下的行为，而只是取法对象的变化。审美趣味方面向碑派的靠拢，是对碑的经典化和审美的雅化，是在书法传统基础上的扩容，是超越碑帖之别狭隘观念影响的，是将魏晋南北朝石刻书法置于汉法的统摄之下，以分、隶来审视文字的演变与书法的传承和发展、技法的演变等。这与所谓碑派书家以北朝楷书石刻为中心的溯源篆隶的意识与观念，是有着根本的不同的。

沈曾植对北朝石刻的分析也多关注其波发，仍重点是从八分立场来看待北朝石刻的。他经常将北朝石刻与帖学作品如《兰亭序》等打通、互证，如以北魏《张猛龙碑》、东魏《敬使君碑》等与“二王”互证，将二者联系成一条线索，显示出明显的通融意识，而非截然两派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