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章的款识是篆刻艺术

　　犹如书画作品的落款。一幅书画作品无款无印，一方印章不刻款识，均不能成为一件完整的艺术品。

　　篆刻的款识也称边款，是刻在印章四侧、顶端的款语。刻法有阴阳之分，阴文称“款”，阳文谓 “识”。边款的创作始于文人刻印，其中又有上、下款之分。上款刻嘱刻或被赠者的名，在名后加称呼和谦词。下款一般为创作时间、作者姓名、地点或注印章释文等。不是馈赠、嘱刻的印章不刻上款。一般的款语少者一二字，多则十几字。除此之外，另有一种长款形式，内容十分丰富，如在款中根据印文内容谈人生、论艺术，记述刻印过程、刻者与印主的交谊情感等。字数短则数语，长的有几百字之多。长款往往是一篇谈古论今，述艺抒怀的优秀散文，隽永可诵。在款语中，可以了解到作者的很多信息，如艺术主张、学术观点、创作动机等，有些则具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也是后人辨别真伪的佐证之一。

　　边款虽是篆刻艺术的一部分，但又有它的独立性，如款语的内容和镌刻的书体、章法、刀法等，又组成了另一个艺术世界，有很大的学问。所以一方篆刻作品，又是作者综合素养的显现。在古印中也有类似边款的式样，如隋唐以后的官印，在印背上铸刻有少量的文字，但它的性质与后来的款识是完全不同的，它是封建王朝权力的象征，是凭信之物，刻铸的内容多为铸造机关、年月、释文及编号等。

　　一、款识简述

　　最早见到的边款是元代赵孟頫“松雪斋”、“天水赵氏”两印在印侧镌刻的“子昂”两字款。明代篆刻兴起，文彭在边款上有着创造性的发展，首创双刀边款艺术，字体以隶书、行书居多。随后竞相效仿，创新迭起，数百年来蔚为大观。边款分双刀、单刀、单双刀相间三种刻法，也有以阳文与图像入款的。运刀分冲刀和切刀。

　　(一)双刀款

　　双刀款与刻碑相同，先在印侧用毛笔书写款文，然后按文字笔画的边缘线用双刀，一来一回地刻去墨线，笔画呈“V”形，文字成阴文。双刀的特点是能准确地再现毛笔书法，表现书写的笔墨情趣。明代文彭创造了此法(见图9—1)。其后，苏宣(见图9—2)、汪关(见图9—3)，均师法文彭而自成面目。吴让之(见图9—4)，喜用此法作隶书款，生动而富有情趣。

　　(二)单刀款

　　单刀刻法是以刀代笔直接在印侧镌刻，每一笔画只需用一刀完成。单刀镌刻要求作者对文字的结构有一定的把握能力，以刀就势，点刀成趣。双刀虽能较准确地再现书法，表现书写特性;然而单刀更具刀的语言，有浓厚的金石气息，铁笔挥洒，刀笔交融，与印面更加吻合。明代何震是始用单刀刻款的先驱，他的楷书款，线条以点起，以石就刀，运刀猛利痛快，结体跌宕险峻，章法错落有致，别开生面(见图9—5)。在他的影响下，效法者众多，用单刀刻款渐成风气，成为边款的主要创作形式。

清代丁敬，在何震的基础上创倒笔法，即起刀细尖，收刀粗壮()，与毛笔书写的运笔方向相反，转石就刀(见图9—6)。丁敬与何震的边款风格虽基本相似，但倒笔法能更好地表现线条的起伏与使转。黄易用此法作小楷，风格简淡典雅，具晋唐韵味(见图9—7)。蒋仁的单刀款在丁敬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他以转刀不转石的方法刻楷书，较之以石就刀更能统观全局，准确地把握字形结构，避免了镌刻一字需转石数次易造成的顾此失彼(见图9—8)。单刀刻行书款则另有一番情趣，图 9—9、图9—10分别为邓石如、奚冈的行书款，起刀轻入，运刀稳健，提按有度，顿挫分明，苍茫古雅，沉着痛快。单刀边款发展到近现代，吴昌硕、黄士陵的创作，又赋予了新的情趣。吴昌硕的单刀款，气势逼人，跌宕有致，行草气息溢于行间(见图9—11)。黄士陵以冲刀魏碑入款，结体斜侧，豪放雄健，犹如一部小型的魏碑法帖(见图9—12)。

　　(三)单双刀相间款

　　单双刀并用的刻法能两者兼得，既具双刀的准确和再现书写性，又能体现单刀俊丽苍茫的金石气，故印家们仍时常以此法刻之。图9—13邓石如的行书款，图9—14吴让之的隶书款，图9—15吴昌硕的篆书款等，均是单双刀相间刻成的。镌刻时，按毛笔书写情趣提按起伏，在单刀未到位处，再补加一刀，便能增强毛笔的书写效果。

　　(四)阳文与图像款

　　晚清赵之谦创造性地发展了边款艺术，开创了魏体阳文和图像入款的新体式，大大丰富了款识艺术的表现形式。赵之谦的阳文楷书款雄强霸悍，有“铁马秋风”之势，犹如一幅北魏造像题记拓片(见图9—16)。阳文的刻法用双刀，与印面朱文刻法相同，可用毛笔在印侧先书写，也可直接镌刻。图像款也是由赵之谦开创的，与印文、款语结合，构成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性，其妙无与伦比。图 9—17为赵氏四面款。图9—18是图像与文字一体的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