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开成石经》原石

《开成石经》是中国历史上一项极其伟大的文化工程，其价值主要体现在推进正字运动、完成儒家经典框架、促进雕版印刷技术流行等3大方面。

首先，《开成石经》的汉字准确率是同时期其他写本综合水平的100倍。这个数字是根据各种文本资料当中的异体字、错字概率统计而成的。

在雕版印刷术普及之前，大部分的书籍都是靠撰写和抄写而成，因此根据书写者不同的习惯和需要，经常出现一字多体的现象。

《开成石经》作为儒家经典的官方版本，在文字校订上用力颇深，异体字出现率极低，极大地推进了古代“书同文”文字大一统的进程。可以说，今天流传下来的这套标准的繁体字，离不开《开成石经》对其字体确立的贡献。

其次，《开成石经》作为一套“古代高考教科书大全”，对儒家经典的框定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儒经是中华文化的精华，也是古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来源，它们承载着中国古代的“普适价值”，在老祖宗那里可谓“圣经”。

唐朝《开成石经》以12种经书为框架，第一次将《尔雅》确立为儒家核心经典，使其成为科举考试的“必修”内容。

其余11部经典分别为《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和《孝经》，按唐朝的习惯也被称为《九经》。其中，我们今天能找到的《尚书》最早版本，就刻在《开成石经》的几块碑石里。

另外，《开成石经》可被视为雕版印刷发展前的“最后一次大规模预演”。它与其它石碑最大的区别，在于其版式是根据印刷书本的需要而设计的。一般的石碑碑文并不分栏，碑体有多长，一行文字就刻多长，拓印出来极难阅读其内容。

而《开成石经》每行都只刻10个字即换行，拓印出来可以很方便地裁成适合阅读的书本。这种行款设计也引发了大规模的传拓，得到雕版印刷的借鉴。在此之前，四大发明之一的雕版印刷术虽然已经流行，但影响力极小，仅被用作翻印佛经等少数内容。

《开成石经》的刻制，是第一次将需求量庞大的儒家经典与印刷术紧密结合，为雕版印刷的蓬勃发展创造了条件。

古代文化工程的千年物证

当今的学术界将《开成石经》视为国宝级文物，可是在1000多年前的唐代，这些刻满儒经的石碑或许有着比这更高的地位。

中国古代一共只有7次大规模刻石经的记载，除清《乾隆石经》之外，有5经皆已残损不堪，唯独其中第3次刻经之成果、规模最为宏大的《开成石经》能完整地保存到今天。

石经的故事还要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讲起。汉朝将儒家思想法定为正统的意识形态，儒家经典便顺理成章地被赋予了神圣的意义，一切是非论断都以《六经》为参考标准。

可是到了东汉末年，皇家图书馆里的儒经标准版本却被偷偷篡改了。议郎蔡邕等大臣于是在熹平四年（175）提议，要“正六经文字”，并将“正版”儒经刻在石头上。他们在洛阳太学完成的《熹平石经》，成为了历代石经之滥觞。

三国时期，曹魏曾刻《正始石经》，是为史上第二次刻经。此版本特色在于使用了古文，隶书，篆书等三种字体，是故亦称《三体石经》，有别于只用隶书一体的《熹平石经》。在此后将近600年里，历朝历代再无大规模刻经的记载。

直到隋唐时期，儒家经典的地位由于科举考试而愈发重要，可是民间各种手抄本鱼龙混杂，在字体和内容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异，一项统一各儒经版本的文化工程实属势在必行。

唐宪宗一朝的“元和中兴”使大唐从安史之乱的创伤中恢复了些许元气，文化复兴的工作渐渐重要起来。到了文宗一朝，“牛李党争”之中注重经学正统的“李党”领袖、侍讲学士郑覃站了出来。

他于大和四年（830）提议：“经籍刊繆，博士陋浅不能正，建言愿与巨学鸿生共力雠刊，准汉旧事，镂石太学，示万世法。”

因为郑覃在党争中失势，石经的工程直到3年后——“李党”的李德裕复出为相，郑覃入御史大夫时——才开启。在大唐政界与学界两位一把手的主持下，《开成石经》于开成二年（837）大功告成。

作为一项大规模的文化工程，开成石经遵循严格的计划和程序：从校对比勘、正字到书写、刊勒上石等全过程，都实行了层层把关的官员问责制度。他们当中，仅仅结衔列名于石经末尾的就有12人，而史书记载参与的人数则更多。

“校对比勘”可以算作准备工作，它为石经提供了内容，而“正字”则是确定书写经文的标准字体字形。

经文确定以后就要开始“书石”，它包括采石、书丹、校勘、覆定等过程。采石由唐代主管碑碣石刻事务的官署将作监下设的刻石署执行，石匠选取上好的“富平墨玉”，将石材切割、打磨为石本统一的规模形制。

负责于石本上书丹的有艾居晦、陈玠、段绛等4人，另有校勘官员监督其文字和书写规范。覆定是由郑覃带领的高级官员操作，在校勘的基础上再详加审定经过书丹的文本，再度统筹规范。

刻石阶段是最后的镌刻工序，这项工作由隶属于将作监及中书省的玉册官负责进行。唐代负责刻石官署的数量较前朝增多，刻工家族技艺稳定传承，这些都保证了刻工水平的整体提升，确保了书丹上石的墨迹之笔法神韵能够在石经中得到较好的呈现。

虽然书石的4位官员并非大书法家，但他们的书法风格也体现了晚唐瘦硬的书风，是故明人有云：“（石经）用笔虽出众人，不离欧（欧阳询）、虞（虞世南）、褚（褚遂良）、薛（薛稷）法，要非今人所及。”

与西安碑林相互成就的国宝

然而，如此伟大而贵重的一组国宝，其身世也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历经战火和天灾的洗礼，最终稳稳地坐落在专门为其修建的西安碑林之中。

陈根远表示，《开成石经》能够如此完整地保存到今天，这不仅是一件文物的幸运之事，更体现出石经和儒家思想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崇高地位。

他说：“摸着石碑仿佛能感觉到先辈们的体温，经文里的内容是他们流传了几千年的智慧。”

原来，在《开成石经》刻成后不久，唐朝迎来了新一轮的政治动荡，险些使石经与大唐帝国一同沉沦。天祐元年（904），朱温（全忠）挟持唐昭宗迁都洛阳，并严重毁坏了长安城。

后来，驻守这里的节度使韩建出于军事需要，放弃原有外郭城和宫城，缩为“新城”，处于宫城国子监里的石经遂被委弃于荒郊野外。

五代朱梁时，刘鄩守长安，其幕僚尹玉羽请求将《开成石经》搬入城内，但刘鄩忙于抵御宝鸡的割据势力，以“此非急务也”推辞不就。尹玉羽灵机一动，说敌人可能会把石碑敲碎做成炮弹攻击长安城，顺利说服长官开动这项颇费人力物力的工程。

当时，陕西路转运副使吕大忠认为，兴建学校，尊经重道为首要急务，故建议将石经徙至西安府学北牗，即今西安碑林现址。

可以说，碑林因《开成石经》而成立，成为了中国第一座博物馆，而石经则因碑林得到了较为妥善的保护，得以在长安城不再是政治中心、远离战火之后流传到今天。

美中不足的是，明嘉靖三十四年（1556年）关中大地震造成了《开成石经》部分倒损。万历年间，官方曾为破损部分补刻文字97石。

清人甚至挨个选取石碑上的字体，拼接、补刻成了一部《孟子》列于其后，是为第13经，可见《开成石经》在古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可见其重要性。不过，由于古代纸张稀缺，石经拓本难寻，我们今天能找到的原拓只有地震之后的，想要一睹破损部分的原貌已是希望渺茫。

这次来到深圳的，是西安碑林博物馆藏《开成石经》民国精拓本原件中的8张《周易》拓片。全套精拓本系“翰墨堂碑帖局”段绍嘉先生上世纪60年代捐献，具有相当高的准确性和权威性。

一同参展的“中华文化元典《开成石经》大型文化典藏”影印本系以此为底本，并由碑林博物馆18名专家及文物出版社资深古籍编辑专家历时两年完成，是2013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