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惇：齐白石书法 《齐白石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上)》

黄惇，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本文摘自《齐白石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上)》

文中提到的作品和拓片，而原文中没有的，请见文后

齐白石书法是其整个艺术生涯的一个组成部分，他的画得益于他的书法，不仅仅是画上的题字，而且是整个大写意画风都与他的书法意趣相通;他的篆刻也得益于他的书法，尤其是他的篆书风格几乎是以其篆刻为唯一指向的，没有他的篆书的风格，也就没有他篆刻的风格。齐白石六十岁前后“衰年变法”，其突破性创造正始于他的书法，而齐白石书法的主要成就在于行书和篆书。

一、 学书之始

齐白石初始学书法在其二十六岁时，应与师门及周围朋友的影响有关，他曾回忆道：

我起初写字，学的馆阁体，到了韶塘胡家读书以后，看到了沁园、少蕃两位老师，写的都是道光间我们湖南道州何绍基一体的字，我也跟着他们学了。又因诗友们有几位会写钟鼎篆隶兼会刻印章的，我想，学刻印章必须先会写字，因之，我在闲暇时候也常常写些钟鼎篆隶了。[1]

在这段话中，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他在学何绍基书法之前，所学馆阁体已有了很好的楷书基础。二是他学何绍基字，是指何的行书，不包括何的篆隶。今天所看到的齐白石书画作品，四十岁前后以何绍基行书题画，写条幅、手卷、对联及刻印章的边款，一看便知是典型的何绍基味道，其流畅、自如正可看作何绍基流派之高手。齐白石四十岁以前的细笔画得多，人物也以神仙、仕女为多，配这样的字，加上当时所刻印章大抵学汉印及学浙派风格，是很协调的。三是他初学书法就包括钟鼎篆隶在内，这与其学刻印章有关。换言之，他学钟鼎篆隶的目的是为刻印。这样的目的初看似乎平常，也是学习刻印的基本态度，但若以这样一个观念来分析齐白石一生的篆书发展，我们会发现他后来专攻汉篆，其目的一如初时，就是为他的刻印可以脱去前人窠臼，超越时人。只不过初学时是一种朴素的要求，而后来则是一种自觉的追求。此外应该指出的是齐白石早年的书、画、印都反映出明显的“秀”、“巧”的审美趣味，并表现出超人的摹仿能力。

二、 学“二爨”、魏碑与金农

正当他将何绍基行书写得出神入化之时，另一种影响介入到他的书法中来。1903年四十一岁的他出游西安转道来到北京，结识了李瑞荃(筠庵)，李瑞荃指点他学魏碑，叫他临《爨龙颜碑》。今天还能看到这一时期他学《爨宝子碑》的作品，一件是《送仙谱九弟世大人》的临作，另一件是北京画院所藏的作于清光绪甲辰年(1904)的“借山馆”横批。《爨宝子碑》是东晋的碑刻，而《爨龙颜碑》也只是刘宋的碑刻，均非北魏的风格，但在清末时，人们往往混为一谈。在齐白石的遗留墨迹中，似未曾看见他学魏碑的书作，然这件“借山馆”横批的落款则清楚地表明他这一时期确实学过类似《龙门二十品》那样的北魏石刻，这是光绪年间流行的学碑风气。需要指出的是齐白石学何绍基和学“二爨”都可称为时代的影响，并非他自己的选择。

图1 清 金农 鲁中杂诗

1902年冬在西安时，齐白石结识了樊增祥(樊山)，并从樊氏的收藏中看到八大山人和扬州八怪的画作，他对金农的作品十分钦佩，更打动他的是金农上册页上的题款，此前他已经有学金农的倾向，而此后齐白石写诗稿、题画则专一模仿金农的抄经体楷书，先前使用的何绍基行书体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康雍乾时代的金农在书法上是个了不起的创新者。他曾有诗云：“会稽内史负俗姿，书坛荒疏笑骋驰，耻向书家作奴婢，华山片石是吾师。”(图1)金农以师汉碑为主导，以《华山碑》为其变法之母体，兼收并蓄，一生的书法在各阶段分别创写出五类书体来，均有自己鲜明的风格。一是隶书，二是行草，三是抄经体楷书，四是楷隶，五是漆书，故金农堪称清代前碑派中变法最多、成就最高的书法家。齐白石在画册上看到的金农题跋，正是金农五体中的“抄经体楷书”，这种写法最初出现于金农四十八岁所刊《冬心先生集》的扉页上，而其源则可追溯到他三十九岁至四十二岁四年北游山西时所看到的宋代高僧抄经。他曾在得到宋高僧抄经后写道：

法王力大书体肥，肯落人间寒与饥。

阅岁六百方我归，如石韫玉今吐辉。[2]

金农由此而创造出的这种抄经体楷书，特点是力重、肥硕，拙中寓巧，有木板气，而非金石气。

金农在取法上的这种探索也许正合木匠出身的齐白石。学习这种看似笨拙的书法，既要喜欢，又要有绝对的耐心，一笔一画地去完成。金农素有“金长题”之美誉，齐白石学此真是惟妙惟肖，几可乱真。他不仅以金农抄经体楷书在画上长题，也用此法抄诗稿。他曾对学生说：“冬心的书体有他的独创性，最好是用这种字体抄写诗集，又醒眼、又可念唱，更可以玩味。”[3] 北京画院所藏齐白石约书于1917年以前的《借山馆吟诗草》诗稿一册，便是以金农抄经体楷书所书。他对这种抄经体执著、虔诚的态度，金农以后唯此一人。

后来樊樊山曾在《借山吟馆诗草·序》中说：“濒生书画，皆力追冬心。今读生诗，远在花之寺僧之上，真寿门嫡派也。”[4]“花之寺僧”是金农弟子罗聘的号。这段话正是说齐白石山水、人物、画梅、画佛及题款、作诗等都深受金农影响，称得上是金农的嫡派了。齐白石学金农书法几乎与受李瑞荃指点学“二爨”为同时，但“二爨”味道的字在他的画和诗稿中鲜见反映。“二爨”与金农之间，在拙趣上虽有相通之处，但“二爨”刀刻味太重，终不如金农自然，他最终还是舍弃了。

“二爨”和金农抄经体楷书的学习大约占据了齐白石四十一岁至五十岁前后的书法生涯，也因此改变了齐白石于书、于画、于印章的审美取向，由早期的“秀”与“巧”走向“拙”与“放”。两重风格看似对立，但在齐白石笔下转变为拙中藏着巧，粗放中藏着秀雅，这种外拙内巧的艺术品格伴随了他的一生。他曾回忆道：

以前我写字是学何子贞的，在北京遇到了李筠庵，跟他学魏碑，他叫我临《爨龙颜碑》，我一直写到现在。人家说我出了两次远门，作画、写字、刻印章都变了样啦。这确是我改变作风的一个大枢纽。[5]

齐白石写“二爨”得方峻之势，但隐藏到了他书画的背后，而学金农则直接改变了他的艺术风格。“岂独人间怪绝伦，头头笔墨创新奇。”这是齐白石《书冬心先生诗集后》三绝句中的诗句，很显然，更重要的是他从金农的诗、书、画中学到了“创新奇”的变法精神。他虽然从四十九岁起行书向李邕取法，并逐渐替代金农抄经体楷书题画款，但四十九岁以后还时有恋旧之心，至于抄诗稿和题签，到六七十岁仍有用此体者。北京画院所藏他六十六岁所书《白石山翁戊辰刻石》签、《白石山翁年将七十画存》签等，皆可证也。

三、 行书——取法李邕

图2 行书 《麓山寺碑》轴 齐白石 1911年 79×34.5cm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大约四十七八岁时，他转向学习李邕的行书，今天我们尚能见到齐白石1911年(辛亥)所写“行书立轴”，(图2)完全是学李邕的《麓山寺碑》、《云麾将军碑》，(图3)是年齐白石四十九岁。仅仅一两年的时间，他完全抛弃了写得很老到的何绍基行书，题画、写条幅书风一变。他曾自言：“我早年学何绍基，后来又学金冬心，最后我学了李北海，以写李北海《云麾碑》下的工夫最大。”

图3 唐 李邕 云麾将军碑 拓片

李北海，即初唐书法家李邕，书学二王，以行书入碑，故与其他书家写二王手札不同，他的行书以欹侧取胜，瘦劲险峻。齐白石在学李邕之前，既有帖学学何绍基的经历，也有学“二爨”碑刻和金农的经历。所以选择李邕二碑，正可谓帖法、碑法兼而有之，重要的是齐白石一方面写得比李邕行书重且粗，这大概得力于过去写“二爨”和金农的底子;另一方面他又比李邕写得飘逸和率真，并将之飞动化，间或夹入草书和映带牵连，形成自己独特的行书风格。他的画四十岁后由工笔转向大写意，其间他的题画书法从何绍基到金农，再到李邕，似乎一直在寻找与自己画风最佳的契合点。北京画院所藏其行书条幅、扇面、手卷、册页、诗稿、手稿、便条等，均是其取法李邕行书后的作品，共三十一件。学李邕后，画上的金农体题款渐渐淡出，六十岁以后几乎在画上绝迹了，代之以老辣、欹侧、力重又挥洒自如的行书，与他日渐成熟的大写意画风浑然一体。

四、 篆书——书从印入

与行书成熟的同时，齐白石画上出现了篆书。齐白石篆书风格的形成与他的印章密不可分，也就是说其篆书是得力于印章的审美而发展，而印章的审美又依托其篆书的风格。后人在总结邓石如的成就时，曾概括为八个字：“书从印入，印从书出。”这里的“书”字特指“篆书”。这八个字意思是说，邓石如的篆书风格得益于他印章的取字;而其印章风格的形成出自于以邓石如具有个性特征的篆书入印。二者相辅相成，具有统一的个性。晚清以来杰出的篆刻家兼篆书家，如吴让之、徐三庚、赵之谦、吴昌硕、黄士陵等，无不受到“书从印入，印从书出”论之影响。齐白石篆书的发展和艺术特征的形成，走的正是邓石如的路子。他的篆书用“书从印入”来概括也最为贴切。

那么，我们首先要了解齐白石何时、向何种古代篆书取法?又与他的印风有何种关系?据王森然先生回忆说：

我问齐先生：“您的字从什么时候改变了体?您最喜欢的是什么碑帖?”他说：“从戊辰以后，我看了《(祀)三公山碑》才逐渐改变的。”[6]

图4 齐白石 吾友图 轴 纸本 墨笔 70.6×53.6cm 1920 年 中国美术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