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名称

刻石书法研究与创作系列展——汉隶十二品新探

开展时间

2020年6月15日—2020年7月6日

展览地点

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

（海淀区西三环北路54号）

 

主办单位

中国国家画院

协办单位

中国书画收藏家协会

承办单位

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所

中国书画收藏家协会金石碑帖研究委员会

《中国美术报》社

支持单位

东煜文化

 

 

 前　言 

 

　　“品”，是中国古典美学和传统文艺理论的重要范畴，作为一种普遍的评论方法和现象在传统文艺理论中被广泛使用，是具有传统文化底蕴和民族特色的审美评论范式。在审美和艺术评论中，“品”既指对包括感受、体味、析辨、反思在内的品评，又指对所评之作品给出应有的范围性的品类和价值性的品级、定位，总之对作品进行属性、风格及其高下优劣的划分和研究。文学艺术品评中的诗品、画品、书品源自古代对人的品评，即肇始于东汉乡里评议制度，该制度逐渐发展为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以品评的方式选贤任能，举荐人才。同时，这一品评方式也延展到文学艺术领域，品格的高下成为古人研判艺术的基本方式。

　　基于此，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所本着立足传统，倡导使用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品”来界定艺术品质的方式去梳理古代浩瀚的“碑学”遗产。我们计划分为三个阶段，从“汉隶”入手，其次是三国魏晋南北朝隶书，再者是隋唐隶书。

　　以传统“品”的话语方式，重新发现和挖掘隶书的美，“汉隶十二品”这一概念正是在这一学术背景下诞生的。结合古人的评述，我们提出了汉代隶书中具有典型美学价值的十二通碑刻，分别是《史晨碑》《乙瑛碑》《礼器碑》《张迁碑》《曹全碑》《华山庙碑》《衡方碑》《封龙山颂》《鲜于璜碑》《西狭颂摩崖》《石门颂摩崖》《大开通褒斜道摩崖》。从文献资料梳理入手，我们对这些经典进行了一次新讨论、新阐释。关于这次研讨的学术理想，一如会议论文中当代著名美学家张法先生所言：“在二王帖学占据中国书法主流的一千多年后，篆隶的经典化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不妨以龙门魏碑的经典化过程作一参照。乾隆时代提出‘龙门四品’，经历嘉庆、道光、咸丰三朝，到同治年代，方达到龙门十品，后定为二十品，到光绪年间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龙门二十品’方得到书法界和知识界的普遍接受。而汉代隶书一直以来未有经典化的梳理，‘汉隶十二品’这一新名称的酝酿和提出，意味着开启了汉隶经典化的新路。”这既是我们对经典的一次重新学习和研究，也是将汉隶以及三国魏晋南北朝和隋唐隶书经典化的新启动。

 

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所

2020年5月

 

 论文作者名单 

（按年龄排序）

　　 骆承烈   顾  森   苏士澍   崔  陟   赖  非   

　　张  法   马新林   李汉臣   杨爱国   李  樯  

　　陶  钧   李建兴   吴川淮   刘成纪   张深伟   

　　张爱国   梁培先   李虹霖   梁文斌   张爱民   

　　张合伟   张啸东   郭嘉颖   白   锐   李爱凤   

　　宋吉昊   梅跃辉   李群辉   袁文甲   李天择   

　　梁    腾   孙若兰

 

 

 参展艺术家名单  

（按年龄排序）

　　韩天衡   欧广勇 张 海   周俊杰   张景岳   

　　王朝宾   李成海   王冬龄   李刚田   申万胜   

　　何应辉   言恭达   陈国斌   王 镛   赵 熊   

　　苏士澍   石 开   胡抗美   崔志强   刘洪彪   

　　刘文华   孙晓云   陈曦明   鲍贤伦   沃兴华   

　　曾来德   包俊宜   陈振濂   李 强   张 志   

　　曾 翔   赵长刚   徐树良   王增军   李晓军   

　　陈 平   蔡大礼   文永生   李家德   高军法   

　　魏 杰   张英群   陈洪武   鄢福初   胡秋萍   

　　陈大中   朱培尔   张 继   韩少辉   耿自礼   

　　郑晓华   赵山亭   洪厚甜   王增云   王厚祥   

　　管 峻   范正红   毛国典   刘新德   戴 文   

　　李远东   吕金柱   魏广君   白 砥   陈 经   

　　纪烈华   汤永志   杨剑锋   李守银   林 涛   

　　李国祥   李 强   倪文华   李建人   张青山   

　　张公者   张爱国   周 斌   陈海良   王道义   

　　肖文飞   黄 博   龙开胜   何来胜   李正良   

　　马端兵   周红军   梁培先   巩海涛   赵凤砚  

　　史焕全   戴家妙   鞠闻天   胡紫桂   王东声   

　　王 墉   周剑初   郑志群   孙希民   张志庆   

　　欧新中   王军杰   李 晖   李 明   曹向春   

　　薛 磊   黎雪丹   倪和军   沈 浩   沈乐平   

　　程晓海   柴天鳞   汪国金   鲁大东   严文学   

　　罗炳生   董 玮   李双阳   程兴林   栾金广   

　　杜 浩   曾伟子   李   林   王成聚   丁 剑   

　　杜鹏飞   乔战雄   秦 朋   唐朝轶   逯国平   

　　吕雪峰   晏晓斐   曾宪良   陈 亮   贺 进   

　　翟圣亮   张金龙   陈 彬   陈阳静   梅跃辉    

徐延波   肖春生   张逢波   韩伯雨   黄邦德

 

 

  理  论  

 

 

自文献载汉律“太史试学童”之

“六体”与“新莽六书”看

简牍、汉碑隶书、八分的演变

 

 

张啸东

 

 

 

 

 

一、问题的提出

由前征传世文献可知，周、秦之际，是由“史”专门职掌文字书写，而以字样、字书作为文字传习和书写训练的样本，均系依存于国家礼制的设定，并依靠政治力量，加以严格规范与操控，从而使之传承有序、自成体系，因此当时的书写工具和存在的形式多以简牍、帛书为主（而金、石为另外一种存在特征），结合本论文的去向，我们暂时把它称为“简牍、帛书的署书体系”，纵贯经由周、秦发展壮大，以至三国、两晋逐渐式微的此一漫长过程，我们把它称为“简帛书署制度的时代”。

而自东汉、魏晋以降的“名家书法体系”，即由前一体系延续、拓展而出现。在此两者之间前后的并行与承袭关系中，其中最重要者约有三端：

其一，国家对书写字形的规范与严格考课，随着汉末制度的松弛以及对文字书写的疏离，逐渐使文字书写由原来的以“字样”、“字书”为媒介，转由专司其职的“史”来传习；有可能逐步趋向书法楷模学习的审美转化，从而逐步形成东汉乃至魏晋以降的这一“名家书法体系”。在这一转化过程中，由考课而带来的文字书写的各类主要规范，仍然成为名家书法时代楷模所遵循的基本传统。但是以记忆字形、规范的书写的字书、字样，却逐步为仅标识书写技法的碑帖代替。但上述两者之间的转化情境，并没有在短暂时间内相互替代，而是直至延续到清代，都是长期并存的。

其二，前者“史”传字书、字样的体系中，简牍书写的形制、简策编联方式所产生的文字的布局、形款、上下的呼应以及缮写的审美取向等，这些都对以后的“名家楷模”书法体系，构成此一书写传承的基本原则，以至而今。而后者对历代“史掌书”的传习的影响力，却又是极小的。

其三，前征此两者书写状态，在统一的文化大背景下，所使用的工具是一致的；以后书写工具的改进亦是同步的，此一过程一直延续到了晚清以至民国。正是在这样的长久的“一致”基础上，使得“史”传字书、字样的体系与“名家书法体系”，没有产生完全背离的发展趋势。直至民初所谓的“碑学时代”以后，随着统一文化背景消解，新书写工具的引进等等因素的诞生，这一“非背离”的局面才渐渐发生转化。

现选择简牍署书时代的字体、书署制度对秦、汉书法风格的决定性影响等六项，逐一予以分析评述如下。

 

二、西汉、新莽与东汉三代书署制度中的简牍之字体概说

据前论述可知，秦以前文献多无字体的名称与分类，亦均无所谓“篆”或“隶”的名称，而“秦承周制”秦文字系自西周文字演变而来，“汉承秦制”秦文字又为两汉以下文字所由出。

西汉以来的文字字形变化始繁，字体才各有专门名称。例如：称述其前代文字的“大篆”，“籀书”、“古文”；以及称述其当世的“隶书”、“左书”、“史书”、“八分”、“草书”等诸字体专名，也都是多出于两汉或以后的文献记述。

虽然两汉以后，文献中字体专名已经出现，但通过我们当下所见到的出土文献，或曰出土书迹，来直接确定某篇文字之所属书体，也还是存在着种种障碍。诸如，其中秦、汉篆书、有波挑的隶书以及草书，因其书体特征较为明显，应属较易确认者。但以此类字体，同传世同类已经定型的字体相比较，两者仍是存在不少差异的。

另外一些自东汉后期出现的行书、正书类书体的雏形，则更为复杂。从现在看到的出土书迹遗存而言，此两类书体的早期形态，多系与当时的俗笔隶书的某种特征裹挟在一起，其共同特征之一，即使是较为正式的字体，其笔画间往往都有潦草连笔；其二是其偏旁或笔画都多有省并的写法。其中以草隶书更具此类特征，使其中蕴含的正书的雏形特征愈发模糊，而多难以确证处。

因之，较早审慎地提出“早期正书、行书特征”的启功《古代字体论稿》、裘锡圭《古文字学概论》两书中的某一章节，同时将考古出土书迹中某类汉晋俗写而不同于工整隶书者，由前者首先界定作“新隶书”；后者则基本沿袭了启先生此一说法。

一如前征，战国诸侯分立，造成如许慎《说文解字·叙》所谓“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状况，以后，至秦之季，兼并六国，严厉推行以本国文字作为规范，以法令“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再者“燔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矣。亦遂使在东方通行东方六国的诸系“古文”，因之灭绝。加诸秦、汉之间，西楚项王煽火咸阳，致使官藏经典，亦有回禄之灾。而“汉承秦制”的汉初的文字，是基本延续了秦文字发轫的轨道，使文字终归于统一。但也正因为此，数代以后，西汉的学者除小篆和隶书而外，也多已不能识读被废除的六国文字了。从而在学术史上分出了“古文经”与“今文经”的学派，由此就产生了贯穿两汉以来所谓“古文”与“今文”的分别。

所谓“今文”者，应指秦统一以后的隶书等文字，而“隶书”专称，却来得极晚；而“古文”，则约指秦统一前与秦不同的，战国时东方六国文字的孑遗，而因年代久远，这其中诸如，依据古文《左传》（北平侯张苍向朝廷献《左传》一事，即载于《说文解字·叙》）和孔壁中书等古文经简策的少部分字形，以及其他古文经书的字形，东汉许叔重《说文解字》一书选录了“古文”总五百一十字，此与“籀文”（二百多个）同例，都是秦小篆所不能包括的秦文字的异体字。《魏正始三体石经》及五代至北宋初的郭忠恕《汗简》，广泛搜集能见到的古文材料总七十一家，并以《说文解字》部首顺序排列，是较早的一部汇集“古文”的字书。其后，夏竦《古文四声韵》，又将所见古文按韵部分类。前徵这两种传抄“古文”的字书，同《说文解字》所录的古文字体多相同，同时前征三书中所收录的大部分古文文献，如今早已亡佚无存。

前征所谓战国“传抄古文”者，系指汉代以后历代辗转抄写的古文字字形，主要是指战国文字。据传抄古文遗存来看，计分作篆体原字形摹本、隶古定等两部分。传抄古文虽多系后人摹写的篆体字形，应算作是第二手材料，但它却是可以和当下所发掘出土的第一手文字资料—战国楚简文字，相对照加以研究的，这已经成为当前研究战国文字的一个重要方法。

早在20世纪初，罗振玉因撰《流沙坠简》一书，曾于《简牍遗文考释·序》一文中，对其中考释古简文字（罗、王当时面对的是汉、晋简牍）的困难和残简（包括残纸）的意义有很好的说明，他指出：

古简文字最难识，其实最先者上承篆书，下接章草，一也；边檄急就之书，颇多讹略，二也；断烂之余，不能求其义理，三也。诸简皆然，而书牍尤甚。此编所录合简纸计之，都八十有八，而完整者不过二三，其可考见事实者亦少。然借以知书体之变迁，窥简牍之体式，其禆益亦甚巨。

在是篇《遗文考释》一文中，于“遗文·六”（木简），罗氏举出其中“衣”、“褚”两字，“均用篆体，知此书出西汉人手，其时隶法尚未备也”；再据“遗文·二一”之简文中有“灭诸反国”、“公辅”的记载，推论此简当书写于“始建国五年”西域诸国叛离王莽之后，其书体为章草，而书写时代远早于张芝、索靖之前；而“遗文·六七”“遗文·七五”与“簿书·三二”以及“屯戍廪给类·一一”“屯戍廪给类·一二”简文，其书体亦均为章草，其中，后两者存“有建武三十一年”、“有永平十一年”纪年，这是东汉章帝祖父光武帝和父亲明帝的两个年号，所以罗氏推论“章草始于章帝者殆不然矣”；如“烽燧·二二”神爵四年简与“二爨”碑相近；再如神爵四年简文字近于“今楷之滥觞，至永和二年简（簿书·三二。啸东按，下同此）楷七而隶三矣。魏景元四年（杂事·五六）则全为楷书”等。罗氏由此推知“钟（繇）太傅诸帖”不能断为后世“摹失真或赝作”。此发现，可以说已冲破了传统文字学及书体演变文献的成说。

而自嬴秦至西汉，两汉所通行的简牍署书体，其主要字体是隶书，辅助字体是草书。大约在东汉中期，从日常使用的隶书里，再次演变出一种比较简便的俗体，有些学者将其称作“新隶体”。到东汉晚期，在此一“新隶体”和草书的基础之上形成了行书。大约在汉魏之际，自简牍署书体而言，可以具体到三国吴简，又在行书的基础之上形成楷书。楷书出现以后，隶书和“新隶体”，并没有立即丧失它们的地位。正如，西汉初年，隶、草普及，而重要文牍、文献所用仍为古、籀、篆文。

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载之“萧何六体”说，与同时代略晚的许慎《说文解字·叙》所载之“新莽六书”说的比较研究。

按：史书所谓“萧何六体”一说，乃首次由后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一书载及，记曰：

“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课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也。”

记汉律“太史试学童”之“六体”，其内容即：“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等。

许叔重《说文解字·叙》则继提出“秦书八体”后，再拈出“新莽六书”一说，曾云：

“及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左书，即秦隶书。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

据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颇者，闲见之词。于古文闲有改定，如字下‘亡新以为从三日，大盛，改从三田’，是其一也。”按本书七篇上晶部：“杨雄说，以为古理官决罪，三日得其宜，乃行之，从晶宜。亡新以从三日，大盛，改为三田”；而关于“六书”，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认为：“与周礼保氏‘六书’，同名异实。莽之六书，即秦八体而损其二也。”

现将汉律“太史试学童”之“六体”，与“新莽六书”，据其后诸贤梳理，逐一分析叙述如下：

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

据向夏《说文解字叙讲疏—中国文字学导论》一书按：鲁恭王得孔壁书事，最先言之者为刘歆。《汉书·刘歆传》载《移让太常博士书》，说：“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班固撰《汉书》，采入《艺文志》《景十三王传》。唯《史记》不载此事，《儒林列传》止谓“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史记·儒林列传》的孔氏古文，应该就是《汉书》所记的壁中书。

启功《古代字体论稿》认为：“孔壁中古文经的抄写时代，固然不能知道，但往上不会早于孔子生存的时间，还有汉代政府藏书中所谓‘中古文’和一部分私家所藏萼古文经籍，上限更不可知，但它们的下限都不会晚于秦始皇三十四年（是年焚书—编者注），自然可以说它大致是六国时的写本。”

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认为：“‘儿’下云‘古文奇字人也’，‘无’下云‘奇字无也’，许书（啸东按：即《说文》）二见。盖其所记古文中时有之，不独此二字矣。（《汉书》）《杨雄传》云：‘刘歆之子棻，尝从雄学奇字。’按，不言大篆者，大篆即包于古文、奇字二者中矣。”

而向夏《说文解字叙讲疏—中国文字学导论》（180—181页）一书按：本书除“儿”、“无”两个奇字外，还有五篇下仓部的奇字“？”，又十一篇水部的奇字“？”，又十四篇孨部的奇字“？”（晋字）。至于新莽的奇字，是否就是本书的奇字，虽然没有确证，但段说近似。

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宋本《说文》此字作“之”）所作也。

而《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曰：“篆书谓小篆，盖秦始皇帝使程邈所作也。隶书亦程邈所献。”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桂馥《说文解字义证》等两书，皆以《说文解字》所谓“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十三字，当在下文“左书即秦隶书”句下。

传世文献以为，“隶”者，秦之俗书为隶，汉之正体为隶。

魏晋以至唐代之书法文献，真书亦多称为隶，名同则实异。乃是“史掌书记”之署书字体，形改书体名未改所致。如唐孙虔礼《书谱》之中所谓“且元常专工于隶书”者，即专指楷书而言。唐韦续《纂五十六种书》称“程邈隶书”为“古隶”，唐虞世南《述书旨》称晋人“真楷”为“今体”，似都有意无意要与汉隶之说相区别。

西汉的篆书—两汉时代的正体之一，后世文献多以为两汉正体为隶书，揆诸史实，篆书在国家的行政事务之中，仍然是层阶高于隶书的通行体（啸东按：但在出土的西汉以来的简牍署书体中，篆书却稀见，大多数仍为隶书体）。直到东汉晚期的蔡邕所撰《独断》一书仍记载曰：

“汉天子正号曰皇帝，自称曰朕，臣民称之曰陛下，其言曰制诏……印曰玺，所至曰幸，所进曰御，其命令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书”；

“策书，策者，简也。礼曰：不满百丈，不书于策。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长一短，两编。下附篆书，起年月日，称皇帝曰，以命诸侯王三公，其诸侯王三公之薨于位者，亦以策书诔谥其行而赐之，如诸侯之策，三公以罪免，亦赐策，文体如上策而隶书，以一尺木两行，唯此为异者也。”

直至东汉蔡邕时代，等同汉皇的诏书的“策书”等重要行政文书，一般是以“篆书”书写；只有“三公以罪免，亦赐策”，但其字体要改作“隶书”书写。可知终其两汉四百余年（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的国祚，重要行政文书仍以篆书抄写；只有级别较低或者有类似贬斥的文书，才会施以隶书。

见于史籍著录最早的一部字书—周宣王太史作《史籀篇》之后，经过秦而迨至西汉文、景以后，闾里书师合《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等三篇，以合成《仓颉篇》，因分上、中、下三篇，又称“三仓”。而据年代略早于许氏的班固《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一节记述：“《仓颉篇》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篇》六章者，中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篇》七章者，太史令胡毌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可知秦“三仓”所用字体仍为秦篆，也是当年秦始皇统一文字—小篆的范本（《说文解字》就是此一体系重要传世承载者，我把它们称作传抄秦篆文献）和当时识字教育的课本。

再至西汉武帝时再有司马相如《凡将篇》、史游《急就篇》、李长《元尚篇》、扬雄《训纂篇》等。其中扬雄《训纂篇》连同《仓颉篇》增加到五千三百四十字，汉和帝（公元89—105年）时，贾鲂又写了《滂喜篇》。后人以《仓颉篇》为上篇，《训篡篇》为中篇，《滂喜篇》为下篇。这三部书也被称为“三仓”。可能已改作汉代通行的隶书抄写了。

经过“秦火”，汉代的篆书逐渐不通行，传世的汉金文，有不少是用篆书书写的。

王愔《文字志》载有所谓“尚方篆”一说，当属于尚方的所造铜器上所铸造或刻凿的篆书。新莽时代的权量、货币文字是极精的。

另一类篆书多出现在汉碑的碑额上，汉篆所书的碑刻则仅有嵩山《少室石阕铭》（是碑无载年月，前人考其系年在延光二年，即公元123年立）、《开母庙石阕铭》（延光二年立）两阕铭，《袁安碑》（永元四年，即92年立）、《袁敞碑》（元初四年，即117年立）以及《议郎等字残石》、《鲁王墓石人胸前题字》等，还包括篆隶法杂糅的《祀三公山碑》《延光残碑》等。其他尚有一些东汉，诸如《孔宙碑》《华山庙碑》《尹宙碑》《三老掾赵宽碑》《郑季宣碑阴》《西狭颂》《韩仁铭》《张迁碑》《郑固碑》《鲜于璜碑》《白石神君碑》《王舍人碑》诸碑的碑额等。其他就很少有篆书了。

唐兰《中国文字学》误征西晋卫恒《四体书势·篆势序》，作东汉蔡邕《篆势》（载卫恒《四体书势》）本文，记载“扶风曹喜，建初称善（原文作‘汉建初中，扶风曹喜善篆’）”，又征同样为卫恒《四体书势·篆势序》：“少异于（李）斯”。后魏江式《论书表》说：“号曰工篆，小异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后学，皆其法也。”文献多载“悬针”（诸如汉碑额中《郑季宣碑》《仙人唐公房碑》等）、“垂露”（诸如汉碑额中《孔宙碑》《华山庙碑》《赵菿碑》等）、“倒薤”等篆，据传说亦均系由他所创始。

另有崔瑗，唐李嗣真《书后品》将崔氏列入“上上品”认为：“爰效李斯，点画皆如铁石”；唐徐浩《古迹记》记述他篆《吕望》《张衡碑》。其中后者，迨至元时还存在，吾邱衍记述：“崔瑗篆，多用隶法，不合《说文》，却可入印，全是汉篆法故也。”唐兰以为：“近年出袁安、袁敞两碑很可能就是他写的。”目下尚无确证，但其笔势、笔法或可仿佛。

而汉代所见简牍中的篆书体，多为：

①习字简；

②签牌以及木楬上所抄古字书或是题写的大字。

特别是后者多具有装饰性意味。

四曰左（宋本《说文解字》此字作“佐”）书，即秦隶书。

《说文解字·叙》叙述“新莽六书”进而曰：“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蔡邕《圣皇篇》所谓：“程邈删古立隶文”，其后则多沿袭此说，以为隶即程邈所作。《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曰：“篆书谓小篆，盖秦始皇帝使程邈所作也。隶书亦程邈所献。”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释曰：“左，今之佐字。……左书，谓其法便，可以佐助篆所不逮。”两汉隶书乃文字第二大正体，详述于此“六体”之后。

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

《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缪篆，谓其文屈曲缠绕，所以摹印也。”（啸东按：此详“秦书八体”之五曰摹印）。

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解释曰：“书幡，谓书旗帜；书信，谓书符卪（节）。上文四曰虫书，此曰鸟虫书，谓其或像鸟，或像虫。”“按秦文八体，尚有刻符、署书、殳书，此不及之者，三书之体，不离乎摹印、书旛之体，故举二以包三。古文则析为二，以包大篆，莽意在复古应制作，故不欲袭秦制也。”啸东按：秦书八体的“虫书”、王莽六体的“鸟虫书”，这两个术语的意义完全相同。“虫”字在上古的词义，据王力《汉语史稿·下册》提出“曾经一度扩大到动物的总称”，并引《大戴礼记·曾子天圆》为证：“毛虫之精者曰麟，羽虫之精者曰凤，介虫之精者曰龟，鳞虫之精者曰龙，倮虫之精者曰圣人。”所以虫书可以包括鸟书。

再如前所论，西晋卫恒《四体书势·篆势序》一文，则同时征引了“秦书八体”（称作“文有八体”）、“新莽六书”。尤其后者，大多是撮录了《说文解字·叙》所载“新莽六书”的解释。其中对“三曰篆书”，解释作“即秦篆书也”，而无“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句；许慎原作“六曰鸟虫书”者，此处作“鸟书”。

据史载可知，在秦始皇“书同文字”、焚毁儒学的双管齐下的政策而下，迨至西汉立于学官的十四博士皆今文经学，“古文”只是偶见或发现的古文经及出土的古器之上。甚至可以说几乎在整个西汉时期，“古文”已与大众无涉了，而至王莽执政、称帝之时，“寻旧本道，遵术重古。”（《汉书·王莽传》）亦如前《说文解字·叙》所谓：“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另据班固《汉书·艺文志》载他曾“徵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原在西汉哀帝时，刘歆与诸博士争立“古文经”于学官而未成，如今却可以正式立于学官。据《汉书·儒林传赞》：“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而《汉书·艺文志》在“《周官经》六篇”下注：“王莽时刘歆置博士。”《说文解字·叙》中所谓“及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可与莽新时“好古之风甚嚣尘上”的环境两厢协调。新莽托古改制，“古文经学”大行，“古文”开始由部分人传承，改作立于学官，“王莽六书”的制定者，即是贬抑“今文”的始作俑者。所以也就是在此时，才会把已通行西汉多年的“今文”贬抑作“左书”，并明确作“即秦隶书”。于是晚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分变篇》以及《新学伪经考》卷三下，同有一段互相重复的文字，认为“隶书之名，是刘歆欲黜今学”，故“以徒隶之说比之，以重辱之”的结果。

而自出土书迹之字形结构和书体遗存两方面考察，秦代与西汉早期的隶书，其延续痕迹是极重的。著名的如张家山、银雀山等西汉简与放马滩、睡虎地秦简，有些字形如出一辙。我们一般把此一阶段的早期隶书，称作“古隶”，而多把西汉武帝时代定作是隶书由不成熟发展到成熟的过渡期。

而就署书体的载体而言，在两汉时期，竹、木简依旧是主要的书写材料，牍也使用的极其普遍。在西汉简的早期部分，还存在一批抄写于西汉早期墓葬马王堆M3的帛书（1973年出土）这一载体上的文字，该批帛书所书文字字体除少数用篆文书写外，其他均用早期古隶抄写。其中一部分字体跟篆书体比较接近，其抄写时间最早可能达到秦末汉初，其他多抄写于西汉文帝时代。该批帛书可以说是考察秦篆与“古隶”两者之间延续的活化石。20世纪初，以及其后的70年代，在汉代敦煌、居延（应包括肩水金关）的边塞及悬泉置遗址，都曾经发现过少量抄于帛上的隶书，内容是书信和题署，武威东汉墓中也出土过多为篆书体的题署。

东汉中期以至桓、灵时期，文献所谓蔡伦造纸—改进造纸方法以后，西北居延、敦煌汉简出土地以及内地诸省汉墓中出的纸的标本及书写物，开始多起来了。

在以往的传统字体以及书法的研究当中，学者多以其中汉碑名品，诸如《熹平石经》诸刻石以及《礼器碑》、《史晨碑》、《乙瑛碑》、《华山碑》、《孔宙碑》、《曹全碑》、《张迁碑》诸碑，《郙阁颂》、《西狭颂》、《石门颂》三颂摩崖，来讨论东汉后期桓、灵之世的书写状态。虽然据文献载，以后对书体演变发生过重大影响的，诸如被后世尊作“草圣”的张芝、“行书之祖”的刘德昇以及被誉为“正书之祖”的钟繇，他们一生中的多数时间，基本都生活于此一时代，其中后者更是多被视作“曹魏书家”，但使人不无遗憾的是，前两者的书迹早已失传，钟繇书迹也仅有三至四件刻帖本流传，此一时代虽然在隶书、草书较为鼎盛且系行书和正书兴起的时期，但其具体书迹还是要多依靠同时代出土简牍书迹作为确证。用以清理两汉总四百余年的书体存在、日常书写状态以及流变；探讨篆书的沉潜、隶书的演变与兴盛，以及新书体诸如草书、行书、正书先后形成的过程与演变规律。

而迄至南北朝时期，纸作为书写文字的载体，才比较彻底的代替了简、牍。而在晋代，纸在生活中已应用的极为普遍了，但政府的文书、簿籍却往往仍使用简、牍。

简牍上的文字，通常是用日常使用的字体所书写。与之相比较，同时期的金石铭刻，诸如西汉铜器等在选择字体上，就显得较为保守。

在本文经过系年的西汉简中，我们可以看到古隶向今隶过渡，并逐渐成熟以及草书逐渐形成；而在东汉中晚期的简牍上，则可以看到早期的“新隶体”。在这一时期，特别是晚期，出现了在墓葬里放置写有镇墓文的陶瓶的风气，这类镇墓文的书体就多为“新隶体”。而魏晋简上则是“新隶体”、行书和草书以及早期楷书的杂糅。

 

三、西汉时代的“今文”，东汉以后的“隶书”—两汉时代的正体之二  

综合“战国楚简文字研究”以及“秦简文字研究”两节的讨论，使我们认识到：史籍较早使用的字体名称—“古文”者，就是统指“今文”以前的古字而言的。而“古文”、“今文”这一组相对的概念，均系自汉代文献才出现，更确切地说这些文献亦均出自东汉，诸如班固、许慎等古文经学者所撰。此系用以界定先秦，由于“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史记·太史公自序》），到了西汉才陆续发现的用“古文”抄写的经书以及出土的古器物上的文字。用以区别在西汉，才立于学官的十四博士皆“今文”经学所通用的文字。换而言之，西汉的儒家经典多数系由通行的“今文”抄写的，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今文经”。

而前代学者早就认识到所谓的“今文”者，即“隶书”也，诸如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四》云：“汉之所谓……今文者，隶书也。……隶书，秦、汉间通行。”清人包世臣《艺舟双楫·历下笔谈》亦记述：秦时的隶书，“汉谓之今文”。虽然前征两者已明确了上述意见，但他们同其前后的其他学者一样，认为两者系“两名并存，无时代区别”的一个问题。

而忽略了截至目下，“没有一只（个）真正的西汉时期的以‘隶’作为书体名称的用例”、“在西汉和东汉（的文献中），就只有‘今文’一词，而无‘隶书’其名。”所以后世所谓“隶书”这一书写实体，西汉以至新莽，只有“今文”这样一个名称。

史载班固《汉书》成书于东汉章帝建初（公元76年—公元84年）年中，据《后汉书·班固传》载“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其中《艺文志》之“小学家·序”所谓：“是时（指秦始皇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班氏是东汉初年的史官，通过他的记述使我们了解到，“今文”是秦始皇时代的重要书体。同时从现存关于“隶书”此一概念的提出时间顺序观之，前征东汉班固此段话，应该是“隶书”概念最早的提出者。

而传统文献学文献中，诸如荀悦《汉纪》卷二五“关于‘六体’的一段文字”，认为班固《汉书·艺文志》可能抄自刘歆《七略》。如果真如晚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分变篇》以及《新学伪经考》卷三下，即有一段互相重复的文字，提到“隶书之名，是刘歆欲黜今学”，故“以徒隶之说比之，以重辱之。”刘氏系在（西汉）哀帝时已把“今文”改作“隶书”，却为何时隔不久至新莽定“六书”时，要再将“隶书”改名作“左书”呢？这是把“隶书”概念最早的提出者上溯至刘歆《七略》，需要讲清楚的一个问题。

继之，王充《论衡·正说篇》在讲到《论语》时有曰：“宣帝下太常博士，时尚称书难晓，名之曰传，后更隶写以传颂。”其后，许慎《说文解字·叙》中坦言：“诸生竞说字解经，喧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于此可知，时人坚认“今文”亦为仓颉所创造的字体，系自古传承下来的正文。作为古文经学派的许慎，是对此要加以斥责的，斥以上行为作“俗儒鄙夫”，他在《说文解字·叙》中是延续和发挥了班固的观点的，“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此条文献《说文解字》之小徐本、大徐本均同，“隶卒”、“兴役戍”，段注本改作“史卒”、“兴戍役”，尚不能知其何据。）

此后，关于“隶书”一词的早期使用例，清桂馥《说文解字义证》一书曾详细征引，其中因为《说文解字》一书强大的影响力，其所谓“隶书”之源之名，遂多为后世所沿袭。诸如崔瑗《草书势》（载《晋书·卫恒传》）曰：“帷作佐隶，旧字是删”；赵壹《非草书》：“故为隶草，趣急速耳”；郑玄《尚书大传序》：“伏生为秦博士，至孝文时，年且百岁，张生、欧阳生从其学而受之，声音犹有讹误，先后犹有差舛，重以篆隶之殊，不能无失。”《汉制度》：“策书者，编简也，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篆书，起年月日，称皇帝，以命诸侯王。三公以罪免亦赐策，而以隶书，用尺一木，两行，唯此为异也。”其后，蔡邕《圣皇篇》云：“程邈删古立隶文”；魏晋时成公绥《隶书体》：“虫篆即繁，草藁近伪，适之中庸，莫尚于隶。”潘岳《杨荆州诔》《杨仲武诔》、卫恒《四体书势》、索靖《草书状》、江式《文字源流表》等篇，虽然此处所征文献几乎已全部将“隶”，作为书体名称使用，但该批文献以时间为线索，自蔡邕《圣皇篇》为界，前多贬鄙，后逐渐加以褒扬的语气，则也十分明显。

但就秦代所使用的简牍署书体之一—“今文”（即俗称的隶书）而言，则是在战国时代秦系文字俗体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钱玄同较早在为卓定谋《章草考》所撰的序中即指出“当亦始于战国之世，为通俗所用”。20世纪以来，特别是自西汉“马王堆帛书”、“临沂银雀山汉简”以及“睡虎地秦简”出土以来，学界多将此一时期的隶书称之为“早期隶书”，或曰“秦隶”或曰，“早期隶书”，再或曰“古隶”，其中，最后者也可以用作跟楷书的别名—“今隶”相对的专用名称。

此类隶书，在战国晚期就已经在秦系文字中逐步形成，因“汉承秦制”而延续至西汉武帝前期还在使用。诸如战国末期战国秦至秦代出土简牍中者，诸如：

①四川青川县郝家坪M50战国晚期·秦墓出土《为田律》木牍〔M50木牍所记的时间由“二年十一月”至“四年十二月”止，经考证“二年”为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丞相戊”即武王二年“初置丞相”的左丞相“甘茂”。则该墓下葬时间，只能是在秦武王四年十二月之后，可能在秦昭王元年左右，即M50的下葬时间〕。

②湖北江陵岳山M36战国秦（秦统一以前）墓出土《日书》木牍。

再如处于秦、汉之交的过渡期的出土简牍，诸如：

①湖北省孝感地区云梦龙岗M6秦（系年上限在“秦王政二十四年”，下限则主张定在“秦二世三年”）墓及其中所出土秦律竹简（《禁苑》、《驰道》、《马牛羊》、《田赢》及“其他”等五种内容）及木牍（文书，性质暂无法确认）。

②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兔子山遗址（开凿于楚国，秦代沿用，其废弃的时间当在秦末或为张楚、楚汉相争时期）古井J9及其中所出土竹、木简（如秦二世继位诏书，益阳县县署记录簿籍等，主要为行政文书）。

因之，如前述，我们以为就两汉简牍署书体中的隶书而言，西汉武帝以前的“古隶”时代，它的上限也还是要延宽至秦，下限截止西汉武帝以后为宜。所以我们又把西汉“武帝时代”，看作是战国·秦代出现的“古隶”，向“今隶”过渡的关键阶段。西汉青铜器上铭文的存在状况，也颇类似于前述；而西汉石刻文字的书体，较之前者，要更保守一些，如著名的宣帝之《地节二年买山记》《五凤二年的刻石》，都还是古隶书简的面貌，远远古于八分意味。

从我们加以系年的西汉出土简牍实物来看，在西汉早期（为西汉武帝初年以前）简、帛上的隶书字体里，明显有接近篆文的字形，诸如时代在西汉早期的马王堆汉墓帛书，其字体中有的基本笔法是篆书，有的基础笔法则为古隶，诸如：

①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县罗泊湾M1战国末秦以至西汉初期（文帝、景帝时期，南越国）墓及其中所出土木牍（主要内容为从器志，以及东阳田器志，即“农具出入的登记簿”）以及木简、封检（皆系器物的标牌），此文字仍属秦隶形态。

②“马王堆帛书”较全面地反映了篆书与古隶之间的相互影响发展趋势。

③湖北省沙市萧家草场M26西汉（早期，上限在西汉初年，下限不晚于文、景时）墓及其中所出土竹简（遣策）。

而在居延、敦煌等地出土的，武帝晚期以后汉简上的隶书文字中，这种篆隶交杂的字形就大大减少了。诸如“斗”、“自”、“它”以及“大”、“木”等字。在武帝之后至东汉晚期这段时间，署书体之隶书的字形仍在变化，诸如“其”、“五”等，变得与后期的楷书字形愈来愈相近了。据有关学者考察，此时隶书的字形，大都是按由繁到简方向演变。

而在少数东汉晚期的碑刻上，还可以看到有意按照小篆字形来写隶书的复古现象，诸如《司农刘夫人碑》的“农”字，《祝睦碑》的“一”字等。我们在《〈仓颉篇〉之书体研究》一文中所提到的，从文字学角度而言，整理者以为此种字形“是汉代人对先秦古文字的隶书写法”，即文字界通常所谓的“隶古定”，系由篆到隶的一种过渡字体。此说最早见于所谓伪孔安国《尚书·序》，其中有“隶古定”此一说法，但这只是一般读法，或谓“隶古”不与“定”连读，系指以隶书笔法来传写“古文”的字形，后来也把用楷书的笔法来写古文字称作“隶定”。

关于“隶书”的概念，文献记载较为复杂，当下一个较为约定俗成的意见，即“有关徒隶的字”，是以“以趍约易”的俗体字。

而古文献所谓“俗体”者，其一，系指字的构造与结构而言，诸如自许慎《说文解字》而下，如唐初（约玄宗时）颜元孙（颜真卿的叔父）所撰《干禄字书》以及后来的大历十一年（776年）张参所作《五经文字》，再有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唐玄度撰《九经字样》（全书有76部，有的字在偏旁上不好归部的统归杂辨部，共收字421字。），直到清朝的《康熙字典》等书，均系对于所谓正字和俗字的辨别，皆为辨正经传文字形体的书。其二，约系指书写风格者，其年代在书写风格提倡的唐代以后，如所谓“院体书俗”者。

另有三种简牍署书体类型，无法归入前征文献—汉律“太史试学童”之“六体”与“新莽六书”者，梳理如下：

① 西汉武帝后，逐渐成为正体的—规整的隶书  20世纪以来，考古出土或搜集到的两汉竹木简册、木牍以及帛书数量可算是较大的，而且其形制亦是丰富而多样的。如果再将历代传世的汉碑（主要是东汉碑）纳入共同的检验视域，两汉时代，由于书写件类型的有所区别，从而导致的隶书体的种种形态的不同，即比较明了了。就简牍而言，其形制主要有上、下行文书（或抄件）、簿籍、签牌、封检以及名刺、书信、手札等。随写件应用的场合或正式件与抄件的不同，当然还包括书写者的个人因素，则有的写得严谨正规，有的则写得草率流畅。

其中规整的隶书的写法，则通行、通篇中，字形结体较周正、工稳，笔画中的波挑很分明、细劲，“蚕头燕尾”式的横画—“隶波”已经习见。

② 签牌、木楬上的装饰性隶书体，此应算作是规整隶书中的一种特殊现象，主要应用于政府郑重签署的封缄或木楬。此在敦煌、居延汉简中多见。其中的书写章法，横画尽量向两边伸展。明显有设计摆布过的痕迹，其密处多现“密不透风”紧严，或许书写此类，会有其较固定的程式。其书写笔法灵活爽健，波挑明显，挥洒迅劲。

③ 草化的，或曰俗体隶书—书体，从已出土简牍书迹来看，汉代文书与抄件所行用的字体，除隶书而外还兼有草书。此中“草”字，在古代文献中多作简便、粗率而言。草书在最初作为某一书体专有名词之前而言，就是取了这种含义。因此，在文献意义上凡属写得潦草的字，均可冠以草书之名。

有学者举而征之于《玉篇·部》：“士洽切（今音zha），行书貌。”其名称作“？”的书体，用以来界定此部分简牍字体中草率的，而又不能看作狭义的草书的隶书体。再如《广韵·洽韵》：“？，行书。”《集韵·洽韵》：“？，行书也。秦使徒隶助官书艸，以为行事，谓艸行之间，取其疾速，不留意楷法也。从筆从部。”而据《集韵》，此一书体名称，是早在秦代已出现了。睽诸20世纪以来出土的秦与西汉简牍文字，如睡虎地秦M4所出土木牍以及银雀山西汉墓所出土部分古抄本，在这类简册书体中，已经可以看到一批写法类似后来草书偏旁，且整体字亦写得草率，而其字形仍然沿袭“古隶”结构的状况，以此“？”来称述此类自战国以来，秦系文字中“草率的隶书”，似甚恰当。

而“草书”作为一种专门的“字体”或“书体”概念，大约是到了汉代才形成的a。据载约自东晋始，为了与当时“名家体系”中形成的新体草书相区别，遂改称汉代的草书为“章草”，新体草书相对而言被称作“今草”。裘锡圭《文字学概要》一书之“隶书的形成”一节b提出：草书就是在秦文字俗体演变为隶书的过程中，所产生的草率写法的基础上形成的。而其实，同属战国文字的楚系文字（时代略早）当中，诸如部分简册中，已经出现了草率、连续的写法。

约到了东汉早期的隶书，其主笔勒（横）画之“燕尾”处，还出现了正上挑的收笔，这已经和章草中的“走之”草法相接近了，这大约是隶书因急速、草率的写法而导致的。

总的来看，此时隶书之俗体，虽然还保留有“勒（横）画宽结”、“笔笔断开”的隶书书写特点，但其较显著的掠磔翻挑之笔，逐渐减少，其大多笔画的书写已多“弱化弧度”而日趋“简直”，诸如其中之掠（撇）画已多径直引笔而下，直接写作上粗下锐的直掠（撇）。

 

四、汉代简牍署书正体之一 —“八分”的起始年代问题

在前一节，我们依据汉代署书的字形结构、书写风格以及秦汉书署制度的延续性等实际情况，将西汉早期隶书称作“古隶”，并依旧划入秦系署书文字内。

汉代隶书的成熟阶段又该确定始于何时，随着两汉出土书迹的日渐增多，此一问题已逐渐清晰起来。我们认为应当是在简牍制度基本成熟的西汉武帝时代。

而后世视作标准的汉隶，也是东汉汉碑字体的主要形态，传世文献也称作“八分”。此一名称，据考大约在汉、魏之际才出现d。

由目下所见出土书迹实物来看，秦以至西汉的早期古隶，多只是简捷的篆书，基本的用笔法则尚不固定，直至西汉末年才逐渐整齐起来—“楷法”初具，且有了波势。20世纪以前，大家最先看到的汉代成熟隶书，却绝大多数系来自东汉晚期碑刻上的文字。较早的石刻，诸如元兴元年（公元105年）的《王稚子阕》、元初二年（公元115年）的《子游残石》都是此类新体的代表。

20世纪以来，由于借助出土简牍署书实物，诸如：

敦煌汉简（载《流沙坠简》）中的五凤元年（公元前57年）简已经是精美的隶书体了：居延汉简、定县汉简、尹湾汉简等等，

我们才在年代早于石刻文字百余年的简牍之上，见到了这种成熟的汉代署书文字—“八分”书。

文献记载另一个“创隶书者”—王次仲，蔡邕《劝学篇》仅载“上古次仲，初变古形。”而据《晋书·卫恒传》（此文中收入卫恒《四体书势》一文）则记载：

“上古王次仲始作楷法，至灵帝好书，时多能者，而师宜官为最。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时不持钱诣酒家饮，因书其壁，顾观者以酬酒，讨钱足而灭之。每书辄削而焚其柎。梁鹄乃益为版而饮之酒，候其醉而窃其柎。鹄卒以书至选部尚书。宜官后为袁术将，今钜鹿宋子有耿球碑，是术所立，其书甚工，云是宜官也。梁鹄奔刘表，魏武帝破荆州，募求鹄……署军假司马。在秘书，以勤书自效，是以今者多有鹄手迹。魏武帝悬着帐中，及以钉壁玩之，以为胜宜官。今宫殿题署，多是鹄篆。鹄宜为大字，邯郸淳宜为小字，鹄谓淳得次仲法，然鹄之用笔，尽其势矣。”

鹄弟子毛弘教于秘书，今八分皆弘法也。汉末有左子邑，小与淳、鹄不同，然亦有名。

此载传说中的王次仲，当建初（公元76—84年）时始作楷法。唐兰《中国文字学》一书以此推论：隶书“楷法”盛于（东汉）灵帝（始于公元168年）以后，卫恒卒于晋惠帝元康元年（始于公元291年），由他来叙述一百多年的历史，应该是可信的。前徵文献云：“鹄弟子毛弘教于秘书，今八分皆弘法也。”可知“八分”之名系自汉末以后才有的。

王次仲究竟何时人，前征两种文献均未能详。张怀瓘《书断·上》引王愔《文字志》云：“次仲始以古书方广，少波势，建初中以隶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楷模”；又引萧子良说，以为：“灵帝时王次仲饰隶为八分。”分别认为或系东汉章帝时人，或系灵帝时人，一时莫衷一是。张怀瓘以为“二家俱言后汉，而两帝不同”，唐兰《中国文字学》认为：王愔所言的“建初中”，其时代“倒可以仿佛”；而据《四体书势》载，灵帝时能书的人是师宜官，因此主张王次仲的年代应在灵帝前，所以推论萧子良说不足信。目下，仅据对王次仲的以上记述，其时代尚无确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班固、许慎的时代，还没有此人与此类传说。

要迨至北魏郦道元《水经·卷十三·水注》与梁任昉《述异记》两书，均记载了王次仲造隶书的传说。张怀瓘《书断·上》所征《序仙记》《太平广记》所征《仙传拾遗》也都有过记述。其中郦道元注载曰：

“上郡人王次仲，少有异志，年及弱冠，变仓颉旧文为今隶书。秦始皇时，官务烦多，以次仲所易文简，便于事要，奇而召之，三征而辄不至。次仲履真怀道，穷数术之美，始皇怒其不恭，令槛车送之。次仲首发于道，化为大鸟，出在车外，翻飞而去，落二于斯山，故其峰峦有大小之名矣。”

张怀瓘还征引阳固《北都赋》说：“王次仲匿术于秦皇，落双而冲天。”在郦道元的注以及其后的文献中，王氏已变为秦人，遇始皇怒，化仙鸟而去，几近童话矣。有关“王次仲作隶书”的诸多记载，近人马非百《秦集史》曾对此辑出《水经·卷十三·水注》、《图书集成》引《镇志》以及《太平御览》卷七四九引《书断》等文献。总览以上史书所记程、王两氏所谓“造隶书说”，历代文献所载，起源既晚，史不足征。尤其王次仲者，如其确系战国秦人，则基本没有可能再是“八分书”的“作”者，而又说程邈作隶书系以王次仲为蓝本的说法，均不见于较早的古文献记载。所以有学者以为此两则传说，究其源，均系自“班、许的隶书说生化而来，层累增益而成”，还是极有道理的。

其中提到“变仓颉旧文为今隶书”，张怀瓘以为“既变仓颉书，即非效程邈隶”、“始皇之世，出其数书。小篆古形犹存其半，八分已减小篆之半，隶又减八分之半。……故知隶不能生八分矣。”并直接指出八分者，乃“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

“八分”，这个名称的起源年代，考诸文献所载历来多有歧见。孙海波《中国文字学概述》以为始于晋以后；启功《古代字体论稿》据《古文苑》卷十七所录魏时闻人牟准《魏敬侯碑阴文》即有“八分书”一专词，认为其名始于“汉、魏之际”。确切而言，是汉末才有。

关于“八分”得名的原因，古文献和当下学界的说法亦多有不统一处。而隶与八分之辨，亦久成聚讼，仅清人专论此问题者，即有顾蔼吉《隶八分考》一卷，方辅《隶八分辨》一卷等。而有关“八分”得名的原因，撮其要者，主要有四类：

其一，据《古文苑》之卷十七载，魏闻人牟准《卫敬侯碑阴文》云：“魏大飨（碑）群臣上尊号奏及受禅表顗（应作“覬”）；并金针（一作“金错”）八分书也。”此中所谓“受禅表顗”者，亦即是说《受禅表》为卫覬所书。

其二，据张怀瓘《书断·卷上》之“八分”一节，征王愔“八分”说云“次仲始以古书方广，少波势，建初中，以隶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楷模。”认为是由于这种书体以“字方八分”的尺度为大小标准。

其三，据《书断·卷上》同一节，认为“隶楷初制，大范几同，故后人惑之，学者务之”，由于这种书体字形较扁，因“八”字有“相背”之义，笔画向两旁伸展，“盖其岁深渐若‘八’字分散，又名之为八分。时人用写篇章或写法令，亦谓之章程书”。

刘熙载《艺概·书概》亦征王氏说，以为：“王愔所谓‘字方八分’者，盖字比于八之分也，《说文》云：‘八，别也。象分别相背之形。’此虽非为八分言之，而八分之意法具矣。”并总结性的提出“八分书‘分’字，有分数之分，如《书苑》所引蔡文姬论八分之言是也；有分别之分，如《说文》之解‘八’字是也。自来论八分者，不能外此两意”。

其四，据群书引宋周越《古今法书苑》所载伪托蔡文姬之名，言此类书体系“臣父造八分，割程隶八分，取二分，割李篆二分，取八分”，所以称为八分a。

再据《魏书·江式传》所谓：“诏于太学立石碑，刊载五经，题书楷法，多是邕书。”此中所谓“碑”者，亦即《熹平石经》也，其中字体与前征所谓《受禅表》及《上尊号碑》b的字体均属一类。而《唐六典》卷十则云：“四曰八分，谓石经碑碣所用。”知此“八分”称谓，即指此类字体。

张怀瓘《书断·卷上》之“飞白”一节征王隐、王愔并记述作“飞白变楷制也。本是宫殿题署。”张怀瓘认为系蔡邕所作也，那么蔡所写的本就是楷法，后世把“楷法”一概叫作八分。徐浩《古迹记》曾误将蔡氏隶书《熹平石经》，作“三体石经”，记曰：“蔡邕鸿都三体石经；八分：西岳、光和、殷华、冯敦等数碑。”李嗣真《后书品》载：“蔡公诸体，唯范巨卿碑风华艳丽，古今冠绝。”窦臮《述书赋》：“伯喈三体，八分二篆。”

目下《熹平石经》残石、残拓，西岳华山庙、范巨卿诸碑均有传世拓本，均存于世，因之唐兰《中国文字学》以为“所谓割程割李的说法，显然是虚诬的”，啸东按：就前征以上所字体来看，就是工稳的隶书体。

其五，唐李阳冰也以为“为像八字，势有偃波”；北宋郭忠恕《佩觽》以为是“八体之后，又有此法”、“八分破而隶书出”；黄庭坚以为“用笔须八方分布周密”。

刘熙载《艺概·书概》之“《书苑》引蔡文姬言”条，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卷二·分变第五》章则均以为“八分”不是定名，小篆取大篆八分，汉隶取小篆八分，今隶取汉隶八分。康氏此一看法正式代表了他“通古今之变”的立场，又与《新学伪经考》卷三下中间一段文字重复。旨在打破传统史学“相承之故，端的可循”源流演变的观念，暗示书法也像经学史今文趋势之变动，认为文字的演变出于自然，并非由某人造出来的。

其六，唐兰同书支持王愔释“八分”之说，认为王氏《文字志》载古书三十六种有楷书而无八分，因此可以推论“楷书就是八分”。像东汉石经之类，正是八分的样式。唐氏以为所以名为“八分”，实际只是一种尺度，其后逐渐演变作一种书体，反而替代了“楷法”的旧名。唐氏再举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所谓：“王次仲作八分楷法。”是用了后起的名称，推论“八分楷法”就是“楷法中的一种”，啸东按：这是把“八分”作为较规整的字体来对待的，应该是符合史实的。但“八分”仍应属隶书体范畴，确切地说应当是“隶书中最具楷法者”，即较规整、规范化的隶书体。

六朝以后，把东汉末年的楷书（或曰楷法）叫作八分，而把魏、晋以后的正书，叫作隶书。唐以后多认为“分先于隶”，是倒置也。

北宋之欧阳修《集古录》于卷六内收唐碑正书，则统称“八分”。

明之张萱《疑耀》卷三《八分隶楷辨》载：“是八分与隶及楷，唐以前皆作一体。唐以后，隶与八分为一体，而楷遂自为一体矣。……余谓今之楷书不宜谓之楷，只宜谓之今隶，而汉之隶为古隶可也。”随着20世纪出土文献的增多，书法史上原来多将秦代至西汉（本论文界定在武帝之前）通行的隶书称为古隶，也称秦隶或程隶。而把唐以后的楷书称为今隶。

由现在所能见出土隶书书迹来看，多为简率的草写体，自有了楷法的八分之后，规范化日趋明显，出土书迹则诸如《武威仪礼简策》《定县简策》等。

其七，系启功先生较早提出，在汉魏之际出现一种所谓“新隶书”或“新俗体”，并认为“这些字实是后世真书的雏形”。既有新隶字，于是“旧隶字必须给予异名或升格，才能有所区别，所以称之为八分”b，故称前者如所谓《受禅表》以及《上尊号碑》的字体作“八分”。并认为汉时篆和篆以前的字体是“古体或雅体”，隶书是“通用的正体”，草和新隶体是“俗体”。较早地提出“古体或雅体”、“通用的正体”以及“俗体”的关系问题。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了唐代，一般人还是把当时通行的字体（即楷书）称为隶书，把汉隶称为“八分”。

其八，其后，裘锡圭认为最后一说提到的“程隶”，其实并不是指真正的秦隶而言的。古人缺乏字体发展的历史观念，很容易把他们称之为隶书的新隶体或楷书，跟程邈所“作”的隶书混为一谈。例如《法书要录》卷二所征梁庾肩吾《书品论》记曰：“寻隶体发源秦时，隶人下邳程邈所作……故曰隶书，今时正书是也。”他所说的正书就是我们所说的楷书。但是他们又不得不承认八分的形体实际上比这种“程隶”更接近小篆，所以才会有取“程隶”二分取“李篆”八分的说法。以上各说，究竟哪一说符合或最接近八分命名者的原意，现在学界尚无确证之的论。

但关于这类字体的特点，大家却是基本公认的：即结体一般都是扁方的，秦系简牍署书（早期西汉部分）书写中经常被夸张拉长的笔画，开始逐渐向左右方向转移，并且向下右下方的斜笔几乎都有捺角，这种捺脚的收笔一般又往往略向上挑。横画开始的顿笔开始注意被强调，与收笔的上挑画形成上抑的捺脚式笔法—俗称“蚕头雁尾”。书法的专业术语称为“波势”、“波磔”、“挑法”。同时，向左下方的笔画收笔时也会注意向上挑出。

关于汉代简牍署书—“八分”于20世纪初出土简牍中所见起始年代问题的探讨，裘锡圭《文字学概要》一书中，将敦煌汉简中，西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和武帝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以前的“使莎车渎相如”简（此系王国维氏所考定）的署书风格，隶定为古隶（即秦系署书风格）。而将同为太始三年的另一件简文，界定为“跟八分没有多大区别了”—即它们已基本具备了汉代成熟八分书的特征。

从当下我们对敦煌汉简所作系年来看，武帝时敦煌、居延汉简的“八分”书实物，最早大约可以上推至西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的《敦》1278A和《敦》1278B号简；还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的《敦》1298号简。前一简的图录极为模糊，而后一简又枯裂之甚，但其古隶的署书特征尚能分辨出来。并且，在裘先生所举出《敦》太始三年八书署书标准的前六年中，还有两支一支署西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敦》2165号简，一支署（武帝）太始元年的《敦》1948号简，特别是后者，其结体与用笔，都已是标准的汉代成熟八分书的风格。但也许因为此简是残简的关系，其所残之字形在撇笔与磔笔的书写上，比之其他成熟汉隶署书，强调尚嫌不足。这大概和当时两种署书风格交替时的特殊环境有关。

也许是因为在西汉武帝至宣帝之间署书—古隶与成熟汉隶的书写风格之间，尚有较长时间的交迭与反复的原因。裘先生将八分书的考察标准，定标在出土于居延汉简中的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水门燧长尹野简”和敦煌汉简中的五凤元年（公元前57年）简。比照他提出的这一标准，我们试将居延汉简中：

（武帝）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甲编》A10—1637、124（《合校》308·45）与始元三年（公元前84年）《甲编》A10—2548AB、180（《合校》557·3）

两简书迹做一一比勘。再由敦煌汉简中找出（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敦》d1413与（宣帝）本始元年（公元前73年）《敦》1241。

两简书迹做一一比勘，与前引标准相较，我们可以说，在西汉武帝至昭帝时，前引两例已和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水门燧长尹野简”，以及敦煌的五凤元年（公元前57年）简的标准没有太大的差别，说明此时的八分已经完全形成。不过我们也应看到，武帝征和三年以至昭宣年间以后，比较潦草的或异于八分的署书风格，仍占有一定比例。

 

 

参考文献

[1]李学勤.古文字学初阶.北京：中华书局，2003 .

[2]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北京：中华书局，1993.

[3]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

[4]四库全书.抄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5]王力.中国语言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6]鲁国尧.“隶书”辨.//语言学论丛:7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7]徐坚.初学记.//钱玄同文集：4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

[8]启功.古代字体论稿.北京：文物出版社，1964.

[9]张啸东.20 世纪出土简牍（含帛书）年代学暨书署制度研究.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论文，2012

[10]马非百.秦集史.北京：中华书局，1982.

[11]唐兰.中国文字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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