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沙孟海:学书六十年,东涂西抹,一无所成。我自觉漫长的六十年中间,早一时期是“彷徨寻索”,走了不少弯路。稍后是想“转益多师”,多方面吸收些营养来丰富自己。由于功夫不到,直到老年,写不出什么名堂来。我早年“彷徨寻索”的过程是这样的:想了解更多书法相关干货内容,请持续关注“集大家书法”!
沙孟海:学书六十年,东涂西抹,一无所成。我自觉漫长的六十年中间,早一时期是“彷徨寻索”,走了不少弯路。稍后是想“转益多师”,多方面吸收些营养来丰富自己。由于功夫不到,直到老年,写不出什么名堂来。我早年“彷徨寻索”的过程是这样的:想了解更多书法相关干货内容,请持续关注“集大家书法”!
十四岁父亲去世,遗书中有一本有正书局新出版影印本《集王书圣教序》,我最爱好,经常临写。
《集王圣教序》由沙门怀仁从王羲之书法中集字,刻制成碑文,称《唐集右军圣教序并记》,或《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因碑首横刻有七尊佛像,又名《七佛圣教序》。
乡先辈梅赧翁先生(调鼎)写王字最出名(见下图),书法界推为清代第一。我在宁波看到他墨迹不少,对我学习《王圣教》,运笔结体各方面都有启发。只因我笔力软弱,学了五六年,一无进展,未免心灰意懒。
后又转学篆书
朋友中有写《郑文公碑》、《瘗鹤铭》诸体笔力矫健,气象峥嵘,更感到自己相形见绌。为了藏拙起见,我便舍去真、行书,专学篆书。先父在世时,也写篆书,刻印章,我约略认识一部分篆文。家里有《会稽刻石》、《峄山刻石》,书店里又看到吴大澂篆书《说文部首》、《孝经》(见下图)、《论语》,喜极,天天临习,加上老一辈的称赞,劲头更足。由于篆书写的人少,一下子出了小名声。
再学梁启超方笔
在中学求学时,星期天常为人写屏,写对。但上下款照例应写真、行书,还是见不得人,经常抱憾。后来见到商务印书馆影印梁启超临《王圣教》(见下图)、《枯树赋》,结体逼似原帖,但使用方笔,锋棱崭然,大为惊奇。从此参用其法写王字,面目为之一变。
又转学黄道周、兼学魏碑
再后几年,看到神州国光社等处影印的黄道周各体书,也多用方笔,结字尤新奇,更合我胃口,我就放弃王右军旧体,去学黄道周
黄道周(1585年3月9日 —1646年4月20日),字幼玄,一作幼平或幼元,又字螭若、螭平、幼平,号石斋。汉族。福建漳浦铜山(今东山县铜陵镇)人。明末学者、书画家、文学家。黄道周通天文、理数诸书。工书善画,诗文、隶草皆自成一家,先后讲学于浙江大涤、漳浦明诚堂、漳州紫阳、龙溪邺业等书院,培养了大批有学问有气节的人。世人尊称石斋先生。他被视为明代最有创造性的书法家之一。他的书法擅长楷书、行书和草书。他的行书和草书,行笔转折刚劲有力,体势方整,书风雄健奔放。有力量,又有姿态,是黄道周行草书的主调。他以隶书铺毫和方折行笔,点画多取隶意;字虽长,但强调向右上横势盘绕,让点画变得绵而密,虽略带习气,但奇崛刚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形式语言,尤显出其人刚直不阿的个性。
与此同时,我结识钱太希先生(罕)。他对北碑功夫很深,看他振笔挥洒,精神贯注,特别是他结合《张猛龙》与黄庭坚的体势来写大字(见下图),这一境界我最喜爱,为人题榜,常参用其法。我也曾按照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学叙篇》所启示的程序临写北碑,终因胆量欠大,造诣浅鲜,比不上别人。但这一过程也有好处,此后写大字,参用魏碑体势,便觉展得开,站得住。
再上溯魏晋诸帖、转益多师
廿三岁,初冬到上海,沈子培先生(曾植)刚去世。我一向喜爱他的书迹,为其多用方笔翻转,诡变多姿。看到他《题黄道周书牍诗》:“笔精政尔参钟、索,虞、柳拟焉将不伦”(宋荦旧跋说黄字似虞世南、柳公权),给我极大启发,由此体会到沈老作字是参用黄道周笔意上溯魏、晋的。我就进一步去追黄道周的根,直接临习钟繇、索靖诸帖,并且访求前代学习钟、索书体有成就的各家字迹作为借鉴,如唐代的宋儋、宋代的李公麟、元末的宋克等人作品,都曾临习取法。交游中任堇叔先生(堇)写钟字写得极好,我也时常请教他。这便是我“转益多师”的开始。上海是书法家荟萃的地方。沈老虽过,吴昌硕(俊卿)、康更生(有为)两先生还健在,我经人介绍分头访谒请教。康老住愚园路,我只去过一趟,进门便见“游存庐”三大字匾额,白板墨书,不加髹漆,笔力峻拔开张,叹为平生稀见。吴老住山西北路,我住海宁路,距离极近,我经常随况蕙风(周颐)、冯君木(开)诸先生到吴家去。在我廿五岁至廿八岁四年中间,得到吴先生指教较多。听他议论,看他挥毫,使我胸襟更开豁,眼界更扩大。我从此特别注意气魄,注意骨法用笔,注意章法变化,自觉进步不少。
多所借鉴、诸体兼学
三十岁左右,我喜爱颜真卿《蔡明远》、《刘太冲》两帖,时时临习。颜又有《裴将军诗》(见下图),或说非颜笔,但我爱其神龙变化,认为气息从《曹植庙碑》出来,大胆学习,也曾偶然参用其法。我对历代书家也不是一味厚古薄今的。我认为临摹碑帖贵在似,尤其贵在不似。宋、元以来诸名家作品,尽有超越前人之处,我都引为师友,多所借鉴。篆书,大家学邓石如,我也同时取法王澍、钱坫。隶书,明以前人不足学,我最爱伊秉绶,也常用昌硕先生的隶法写<大三公山》、《郙阁》、《衡方》。行草,我对苏轼、黄庭坚、米芾、祝允明、王宠、黄道周、傅山、王铎都爱好,认为他们学古人各有专胜,各有发展。
抗日战争期间,避地到重庆,手头无碑帖,只借到肃府本《淳化阁帖》一部,择要临习。我对第十卷王献之书下功夫较多,尽管有伪帖,我爱其展肆,多看多临,有时会有新的境界出来。因想到传世王铎墨迹多是临写古帖,取与石本对照,并不全似,甚至纯属自运,不守原帖规范,这便是此老成功的所在。昌硕先生临《石鼓文》(见下图)自跋说:“余学篆好临《石鼓》,数十载从事于此,一日有一日之境界。”也是这个道理。世人或讥评吴昌硕写《石鼓》不像《石鼓》,那便是“门外之谈”。
最后穷源竞流,悟出书法真谛
我的“转益多师”,还自己定出一个办法,即学习某一种碑帖,还同时“穷源竞流”,兼学有关的碑帖与墨迹。什么叫穷源?要看出这一碑帖体势从那里出来,作者用怎样方法学习古人,吸取精华?什么叫竟流?要找寻这一碑帖给予后来的影响如何?哪一家继承得最好?举例来说:钟繇书法,嫡传是王羲之,后来王体风行,人们看不到钟的真帖,一般只把传世钟帖行笔结字与王羲之不同之处算作钟字特点。我上面说到宋儋、宋克等人善学钟繇,曾作借鉴,便是“竟流”的例子。“穷源”的例子:郑构《书法流传之图》把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诸家统统系属于王羲之、王献之下面,一脉相传,这是不妥当的。
宋元人不重视南北朝隋代碑版,或者未见前代有些碑版,妄指欧阳询真、行各体全出二王,太不切实际。又如:苏轼曾称赞颜真卿书法“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宋人看到前代碑版不多,只见其雄浑刚健,大气磅礴,非初唐诸家所有,所以这样说。事实上各种文艺风格的形成,各有所因。唐人讲究“字样学”,颜氏是齐鲁旧族,接连几代专研古文字学与书法,看颜真卿晚年书势,很明显出自汉隶,在北齐碑、隋碑中间一直有这一体系,如《泰山金刚经》、《文殊般若碑》、《曹植庙碑》,皆与颜字有密切关系。颜真卿书法是综合五百年来雄浑刚健一派之大成,所以独步一时,决不是空中掉下来的。我用上述方法来对待历代书法,学习历代书法。是否合理,不敢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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